生技台勞論之四：十年磨一劍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唐·賈島《劍客》

台韓電子業在這一波蘋果浪潮的革命過程中，勝負逐漸分明，台灣電子業過去賴以維生的低毛利代工模式節節敗退，技術與產品創新明顯勝出。我曾批評台灣電子業老闆對於研發人才培養的忽略是極大的致命傷，只可惜沒有具體數據可以佐證。下面這篇社論引用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Kraemer今年七月的一篇論文來佐證(原文獻可由此處下載：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Apple iPad and iPhone)，呼籲台灣電子業應該正視這次的問題。

文中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對策，事實上也不容易提出具體的對策。因為這是所有知識密集產業共同的抉擇：要走容易的路，還是難的路？台灣的生技產業其實也面臨相同的抉擇，短視的政府官員與資本家視新藥研發的冗長過程如毒蛇猛獸，只重視短期能快速回收的投資項目，因此醫材產業就被優先考慮。醫材產業不好嗎？並不是。重點在於台灣要發展哪一種醫材產業？如果只是依循電子業的老路，首選低技術門檻的醫療耗材與低階醫療設備，恐怕未來仍然要面臨相同的困境。如果要走高階、高毛利的高端醫療設備，其實與新藥的投資擁有類似的特性：高毛利、高門檻但是投資金額大、不確定性高且研發期長。

前一代政府官員的老舊思維明顯已經無法帶領台灣走出一條新的生路。十年磨一劍，未曾試刃之前，豈有成敗可言？全面性地革新政策與產業思維，重視研發人才的養成，大膽投資且耐心等待那1%的投資成果所帶來的200%，甚至2000%的回報，才有可能讓下一代的台灣孩子有看得到的未來。

 

 

[轉載] 競爭力下滑才是科技業的危機

2011-10-31 中國時報

 

如果，對國內科技產業這波裁員、無薪假風潮再起，只以景氣循環視之，就太輕忽了；因為，從許多數據、產業變化來看，台灣科技產業面臨者絕對不是單純的景氣問題，而是更深沉的競爭力問題。

　從兩年前蘋果推出iPad，在全球帶動搶購風潮，震撼也改變產業結構後，加上歐美景氣低迷導致的需求不振、台廠本身競爭力問題，三重利空交雜下，先是年初台灣PC大廠宏碁執行長蘭奇去職、公司由盈轉虧，接著廣達、英業達因負責代工的平板電腦難敵蘋果勢力，而宣布大幅裁員；台灣引以為傲的「雙D產業」─DRAM與LCD面板也陷入低迷，每個產業預估今年至少要虧損上千億元；被視為未來明星產業的綠能產業─太陽能與LED，相關廠商從年初的樂觀到年底的蕭條，虧損、無薪假傾巢而出。台灣科技業的危機，可說舉目盡是。

　台灣科技產業一直以PC為重點及核心，追隨微軟與英特爾的腳步發展，即所謂的「WINTEL陣營」。微軟負責軟體、英特爾開發處理器，台灣則根據「WINTEL」訂出的架構，負責生產各種相關硬體。這套機制運作數十年，打造出台灣科技業的鍍金年代，讓廠商賺足錢、成就無數科技新貴，但，現在這套模式的不良後遺症顯露了。

　追隨別人制定的架構，好處是有規則可循、可迅速量化生產，台灣廠商最擅長大量製造、壓低成本，長期培育出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紀律森嚴的勞工、不惜「暴肝」投入的工程師，讓台灣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生產重鎮。但壞處是這種模式，缺乏差異化、知識與技術含金量低，容易複製，後進國家很容易追趕；加上台灣「一窩蜂」的習性，最後淪為殺價競爭。台灣許多所謂科技大廠，表面風光、營收數千億或上兆元，但毛利只有三％、五％，好一點者也只到七、八％。如非蘋陣營不能藉著Win8、UlstraBook等產品推出，及早「反攻復國」成功，WINTEL陣營的台廠前景實在讓人憂心。

　即使目前風光一時的所謂「蘋果概念股」，台灣廠商的「含金量」也有限。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Kraemer等最近出了一篇論文「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Apple iPad and iPhone」，分析蘋果的全球供應鏈如何分享由iPad與iPhone創造的價值。結果是在iPhone4中，蘋果獨享五八．五％，台灣供應鏈享受的利潤與日本相同，只有○．五％，南韓卻享有四．七％，是台灣的九倍，其它美國廠商則享有二．四％。在iPad中，蘋果占三十％，台灣占二％，高於日本的一％，但仍遠低於韓國的七％。最慘的是大陸，表面上組裝出口，創造對美國高額的出口貿易值，但實際上「只領到工資」─連利潤都享受不到，在這兩項產品中，大陸的勞工投入成本占整個大餅的大概二％左右。

　另一家市調研究機構iSuppli把iPhone4拆解分析後發現，前七大成本最高的零組件中，包括螢幕、快閃記憶體、SDRAM、處理器等四項，都由韓國製造，占其元件成本的四二．七％；肯定為台廠提供者為觸控面板，僅占五．三％；另外未能辨識那家供應商的是照相鏡頭，假設也是台廠大立光供應，也僅占五．一％，台廠遠遜韓廠。台廠這種分食低毛利的情況，事實上已創造出「蘋果奴」的新名詞了。

　因此，與產業雷同、發展程度相近的南韓比較可發現，同樣作為供應鏈，從蘋果產品的拆解分析中，台灣廠商的技術層次與「含金量」明顯低於韓廠；同樣供應全球產業的雙Ｄ，台廠的技術及市佔率節節下滑，與韓廠差距日遠；二○○九年大陸推家電下鄉時，台灣的面板在大陸市占率超越韓國，但在全球市場上，台灣卻與韓國的差距日益拉大，「民族大義」還是不敵技術與市場需求。至於台韓在DRAM 的差距，則更不在話下。同走品牌之路，台灣雙Ａ陷困境，智慧型手機宏達電雖光芒四射，但仍難與韓國三星並肩，三星的智慧手機市占率今年第三季超越蘋果iPhone，成為全球最大廠。

　國內科技業會有今日情況，絕非一日造成，部分與政府政策有關，更多的則與企業主的選擇有關。大部分企業選一條輕鬆的路走─走代工、重短利、輕研發、全力cost down；生產基地先從台灣轉到大陸，成本上漲則又從沿海遷到內陸；再不行，到東南亞、南美洲…，研發投資嚴重不足。韓國大廠則是重研發、走品牌、加深差異化、加強技術含金量。十年磨劍，今日見真章，台韓科技業差距越拉越大。

　全球科技產業結構丕變之際，加上韓國廠商步步進逼，這波科技產業的低迷，絕對不能單純以景氣循環視之。從政府到業界，一定要思考出一條新的出路，才能重新打造、磨亮台灣的科技業。否則，當景氣春天回來時，大部分科技廠商可能發現：自己猶在寒冬之中。

 

生技台勞論之三 [轉載]：國科會「五十七Ｋ」補不了教育部大漏洞

 

 

如果你正在念博士學位，看在吳清基的份上，不如先買一件備用吧！

 

國科會「五十七Ｋ」補不了教育部大漏洞

博士已供過於求 今年核可博士班招生人數還創新高

撰文 / 張靜文                          出處 / 今周刊775期                                2011/10/26

 

根據本刊調查，有高達七成民眾不贊成國科會補貼博士後研究的「五十七Ｋ」政策。到底政府是補助弱勢，或補助博士？全民補貼精英的荒謬，已讓台灣高等教育大調整迫在眉睫！

盛夏的台北，炙熱豔陽幾乎要把人給烤焦。從南部搭火車北上、參加特考的阿龍（化名），與一大群人擠在悶熱的教室裡，揮汗如雨認真作答。雖然這次考試錄取率很低，不過他仍衷心期盼自己能順利錄取，因為頂著博士頭銜的他，已經兩年沒有穩定的工作。

阿龍參加的是二○○九年七月在台北舉行的中華電信特考。當年中華電信要徵二三六名新血，平均薪資介於二萬七千到四萬元之間，目標是當年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結果有超過三萬人來報考，平均錄取率僅○．七八％，一百人錄取不到一個，競爭相當激烈。

而且這次意外出現六千名碩、博士來搶飯碗，其中更有三十名博士生降級競爭月薪四萬元的工作，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不過，兩年後的今天，博士畢業生有增無減，甚至在身邊親朋好友或鄰居小孩身上，或多或少都看到了「求職阿龍」的影子。

僧多粥少，博士過多問題何在

為了替供過於求的博士生尋找出路，國科會宣布將推出「促進博士後研究員到產業方案」。根據國科會說法，目前台灣約有三千七百名流浪博士，這方案主要目的為「解決博士就業問題、提升科技產業研發能力」。

未來將由企業或大學提出產學合作計畫，經國科會審核，聘任博士後研究員，名額二百人，以科技業為主，薪水五萬七六○○元，其中三萬元由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員」預算負擔，另外的二萬七六○○元則由企業負擔，所以簡稱「五十七Ｋ」方案。

國科會說法一出，批評聲浪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因為過去大家印象中，博士幾乎與「飛黃騰達」、「光耀門楣」畫上等號，在鄉下，如果一個村子裡出了一位博士，那可說是地方大事，家有博士兒的父母，在地方上走路都有風。
曾幾何時，博士過剩成為困擾，甚至還需要動用全民納稅錢來補助一向被社會視為「精英」的博士，五十七Ｋ僅是大家眼前所看到的「果」，冰山之下隱藏國內「博士泡沫」的嚴重問題，才是國科會甘冒各方指摘，也要推出五十七Ｋ讓全民買單的原因。

曾任和通創投總經理、現任聚鼎科技榮譽董事長的張忠本表示，「台灣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造就太多博士！」

到底台灣一年生產多少博士？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目前有一六○所大學、一六一○個博士班，在學的博士生人數為三萬四一七八名。二○一○年（九十八學年）博士畢業生人數為三七○五名。而一九九六年的博士班畢業人數僅一○五三名，這十五年來，本土博士大幅成長超過二．五倍（以文法商為主的政大增幅僅七七％）。明明博士已經供過於求了，但今年教育部核可的博士班招生人數更創下七九○○名的歷史新高紀錄。

台灣為什麼會製造這麼多博士？回溯到○二年，當時政府要發展「兩兆雙星」重點產業，因此教育部針對這四大產業廣設碩、博士班。「兩兆」指的是半導體及影像顯示產業，「雙星」則是生技製藥與數位內容。十年過去了，兩兆產業似乎僅剩下晶圓代工端得上?面，雙星至今還是載浮載沉，產業聚落無法成形。但這些因應政策大量增生的博士該何去何從？

由於跟上半導體成長腳步，許多與電機、電子、物理、材料等相關科系畢業的「台成清交」博士生，一畢業就非常搶手，可以順利進入竹科幾家半導體龍頭大廠任職。目前正在台大攻讀物理博士學位的阿吉（化名）就說，前幾屆畢業的學長都進了台積電、聯發科，所以他們並不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供需失衡，人才多集中科技業

確實現在台灣企業當中，博士員工堪稱少數，其中科技業採用博士員工相對多，傳統產業相對少。就算是在高科技產業，會大量採用博士的產業也僅集中在半導體、面板等與材料、基礎科學應用相關的領域。

國內科技業中，以人數來講，台積電的博士員工接近一二○○人（占員工總數三．三％），是全台企業之冠。若以比率來看，ＩＣ設計聯發科及晨星，頂著博士頭銜的員工大約占整體員工比率的一成，在國內企業中比率最高。而電子五哥，僅鴻海博士員工占整體員工比率達二％，其他廣達、華碩、宏碁甚至股王宏達電博士員工比率都不到一％。

至於傳統產業龍頭台塑集團（包括南亞科、華亞科）五萬多名員工中，博士僅有二百多名，而且集中在南亞科、華亞科，甚至有台塑員工是博士畢業，卻以碩士學歷來應徵，「高學歷低用」情況屢見不鮮。

不過因幾家半導體廠商搶人激烈，聯發科就與台大電機系常有密切合作計畫，盛傳有一個「聯發科保證班」，在學時與聯發科合作研究案，畢業後就到聯發科上班。只要是台大、成大、清華、交大電機系所名列前茅的學生，還在學就已被聯發科「包」走，其他業者搶都搶不到。

換句話說，並不是企業不需要人才，而是目前大量產出的博士，大多不是企業所需人才。而且博士員工自恃甚高、較難與人相處，也在業界廣為流傳，甚至有業者說，博士在論述上很行，但在實際改良製程或產品上並無發揮太大作用。
因此這些企業無法消化的博士生大多轉向教職，正巧搭上蓬勃發展的專科改制大學風潮，當時很多專科、技職體系想升格為普通大學，而增設其他學院、普遍增班，因此五、六年前博士畢業可到私立大學任職，待遇可說相當不錯。

少子趨勢，教職市場需求萎縮

小如（化名）是一位私立大學傳播博士班畢業生，原本在媒體擔任編輯，月薪約六萬元左右。不過因為報社工作日夜顛倒，所以她想要轉換跑道，換一個「正常作息、待遇又不差」的工作。

當時小如看到博士生畢業後可到私校任教，心想「一個私校的講師月薪就有七、八萬元，社會名聲好，也不會日夜顛倒。」於是決定投資自己，以五年的時間拿下傳播博士學位。誰知五年過去了，整個教職市場也出現翻天覆地的巨變。

當小如拿到博士學位後，她不僅進不了教職，原來的工作已有其他人卡位，回不去原單位上班。幸好學校還有一個月薪四萬元出頭，為期一年的短期博士後研究工作可做，雖然薪水比以前少，也還不至於成為流浪博士。但一年之後，小如就前途渺茫了。

為何短短五年間教職市場供需出現大逆轉？

隨著少子化態勢形成，最近幾年來很多大學常常招不滿學生，只好開始減班、裁員，未來隨著學生越來越少，大學還可能會倒閉，大學教職市場將明顯萎縮。

台大電機系教授吳瑞北就表示，現在全台灣大學教師約有五萬人，由於過去十年大學大幅增加，也增加很多新老師，但現在大部分老師距離退休都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因此目前國內一年大學教職需求人數僅約五百名左右。

台灣一年產出三七○○名本土博士，但大學教職缺卻僅有五百名左右，況且還會有海外回國的洋博士來搶飯碗，僧多粥少情況下，博士進不了企業，也無法轉進教職，國科會及中研院的博士後研究計畫成為收留博士的「中途之家」。

 

根據國科會統計，現在大約有二五○○人在國科會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為此，國科會每年約要編列十六．五億元預算來養這些博士，但國科會的補助即將在今年年底屆滿，為避免市場一下子釋出更多博士，讓博士失業問題更嚴重，現在國科會急著到處找錢，同時端出五十七Ｋ新方案，企圖用最簡單的方法，掩蓋日益嚴重的博士泡沫危機。

不過從二十二Ｋ到現在的五十七Ｋ，凸顯的正是台灣高等教育結構出了大問題。成大微電子博士班畢業、現在任職某太陽能公司的阿良（化名）就說，過去十年來，台灣除了醫學系因有管控人數，沒有造成醫學生暴增外，其他的科、系、所都失控了，大學生、碩士、博士生過多，逐漸產生了向上排擠的效應。他看到身邊很多朋友都是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念碩士，碩士找不到工作再繼續念博士，把就業問題一再往後拖延，而不去面對現實。

「五十七Ｋ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很多博士後研究都是在幫教授做長工。」阿良不平地說。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大聲疾呼：「這是整個結構性出問題，不是區區五十七Ｋ可以解決的！」

獨厚博士？作法有違公平正義

在國科會五十七Ｋ方案提出後，各方批評不斷，除了有人擔心五十七Ｋ會重蹈二十二Ｋ覆轍，拉低博士生起薪，進一步壓低碩士生、大學生起薪外，也有人質疑，為何不補助弱勢的文法商博士生，而補貼工作機會多的理工科博士生，甚至認為國家已給企業夠多優惠，企業要研發人員，為何國家還要補助？

另外，也有碩士生忿忿不平說，為何僅獨厚博士生？如果可以用五十七Ｋ方案補助博士生找工作，那為何不能擴大補助對象，也進一步補助失業的碩士生？

甚至有更多民眾認為，社會栽培一個博士，到頭來這博士無法靠自己過活，還要國家補貼他、養他，這實在太諷刺了。這社會比博士更需要救助的人不知凡幾，政府這樣的作法並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只是大家不禁要問：「到底是誰製造了這麼多的碩、博士，現在又讓他們無處可去？」追本溯源，造成現今教育資源嚴重浪費的不是別人，正是掌管國家百年大計的教育部。

面對博士失業問題，教育部長吳清基被問到時只輕描淡寫說：「博士班畢業生就業問題還不算嚴重，而且目前博士班教育部都有總量管控措施。」但若問題不嚴重，何需全民補貼博士？碰到問題，國科會至少敢跳出來點醒「博士泡沫」問題的嚴重性，想用五十七Ｋ方案補救，教育部卻還一味想要隱藏問題的嚴重性。

台灣高等教育問題重重，早已趕不上時代和社會的需求，教育部難辭其咎。身為教長，吳清基有義務、也有必要到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親自向立委、國人說清楚、講明白：台灣博士供過於求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以下資料來自2011-10-18 公視「有話好說」節目)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鼓勵雇用博士 政府補貼三萬
博士變弱勢！求職靠補貼？補助企業有理？

來賓：

國科會副主委 張清風
科技公司董事長 張忠本
東吳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李兆立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 辛炳隆
人力銀行業者 邱文仁
交通大學電信所博士生 李正皓

 

國科會補助計畫說明

企業對國科會補助方案的看法

企業真的需要博士嗎？

台灣博士的競爭力？

補助博士，間接導致碩士失業潮？

博士過剩？高教問題？國科會變勞委會？

教職難尋、企業難進，政府高教政策需要調整？

無薪假又來了？
當科技業走向寒冬，我們還要繼續大量生產高科技人才嗎？

 

 

2011-10-18 公視「有話好說」(上)

2011-10-18 公視「有話好說」(下)

生技台勞論：之二

 

我在今年6月2日『五年五百億+SCI至上 = 生技台勞？』一文中曾經提到：

研究再怎麼「傑出」，若不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任何實質效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研究該是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台灣應該優先選擇的嗎？……………可惜學術界的人多半沒有產業經驗………並不會考慮到人才就業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弔詭的是，這五年五百億還真有些「增加就業機會」的效果呢！為甚麼？因為拿到錢後聘用了更多的博士後研究員和助理啊！只是沒有永續健全的產業環境，這種聘用機會也只是曇花一現………………

過了三個月，剛好是美國的勞工節，出現了下面這樣的新聞：

 

每年3700人 土博士產量過剩

李宗祐／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2011.09.05

    　國內目前每年博士班畢業生超過三千七百人，較民國八十四年增加二倍多，出現人才供過於求的警訊！國科會副主委張清風認為，「國內生產博士已經太多，教育部核定增設博士班要注意產業需求。」

    　國科會統計，國內各大學九十八學年度博士畢業達三七○五人，較八十四學年度一○五三人，增加二六五二人，成長幅度高達二五一％。以去年為例，有三一一六人（含少數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者）向國科會申請博士後研究員，最後核定二四六二人。張清風說，「這個數字意味，台灣畢業的博士幾乎都是國科會在養！」

    　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原本僅排名前五％可以申請有博士後研究員加入研究團隊。九十七年和九十八年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引發高學歷失業潮，放寬前十％研究計畫都可申請博士後研究員，補助人數從九十六年九六五人，爆增到二三七○人，今年更增加到二五○一人。

    　隨著人數倍增，國科會預估，每年補助經費八．六三億元，明年會增加到十六．五億元。官員透露，近兩三年，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就到處找錢，協助各大學增聘博士後研究員，解決博士失業問題。

    　張清風說，國內每年「生產」三千多位博士，生命科學領域占七、八百人，以生物科技系為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但產業沒有跟著發展起來，研究生只能往研究單位或教職發展；上周他拜訪科學園區生技廠商，問是否聘博士員工，答案都是沒有。自然科學也有相同問題，國科會補助的博士後研究員，數理化等科系占比超過四十％。

    　國科會副主委陳正宏直言，「國內生產的博士太多了」，培育出來的人才找不到出路，只好依附在學校裡跟教授做研究，把大學當做人才儲備庫。「這個問題我們要跟教育部一起檢討，不能什麼大學都要設博士班，卻不想產業界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博士！」

 

就生技產業而言，這則新聞只不過反映了一個約莫五至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惡化的問題，只是學術界在前幾年都忙著分鈔票，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不景氣」。過去幾年由於鈔票太多，還拼命增加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名額來消化。由於生命科學博士就業難度日趨增加，最近幾年學術界還發明了所謂的「(約聘)研究教師」這樣的職缺名稱來掩飾學術界「博士後研究人員數暴肥、但無力提供相對助理教授職缺數」的事實。坦白說，政府這種生技政策真是令人不敢恭維，寧可花五百億往水裡丟，換來Science、Nature噗通兩聲，也不願意在生技創投領域多投資二十億，為台灣下一世代的產業打下基礎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一味迷信學術偏方，直到學術界失業的水災都已經淹到脖子了，現在才開始回頭正視產業界的人才吸納功能。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生技產業要如何消化過去十年來所生產的近萬名的博士人才呢？這藥方不容易開，我一時也還沒有答案。

 

總算有點反對的聲音了......【轉載】用人無私 才能留才

插圖/YUSHA

 

台灣向來不缺壟斷學術界的「學閥」，這些學閥們一手掌控國家研究資源，一手利用壟斷得來的資源扶植親信子弟，這種現象在單位層級愈高的研究機構愈是明顯。當壟斷了二、三十年的基礎學術資源後卻搞不出一家像樣的國際級生技新藥公司時，就只好再找一個理由：台灣對學術人才不「友善」，學術界的薪資也太低。台灣的教授或是研究員薪資低嗎？台灣薪資相較於美國，是全面性的低，不僅教授低，連研究助理薪資也比美國研究助理低，這種全面性所得較低的狀況，並不是單一職業薪給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的問題。而且大學教授薪資低，並不代表這些學術大頭們的薪資低。二十年前，一個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的特聘研究員就可以拿三十萬以上，再加上美國國籍、美國原職與實驗室都可以保留(也就是下文中所謂的「後路」)，條件不可謂不優渥。如果這些人因為有真正實力卻被稱為「肥貓」而忿忿不平，他們應該做的不是保住現有職位，然後拼命找理由迂迴加薪(所謂公教分離)，而應該是憑專業實力在國際產學界放出光芒、展現成果，引領學術研究與新藥開發的國際潮流。這樣的「肥貓」縱使肥，但肥得有價值，因為它讓台灣社會整個也一起「肥」(成長)了起來。

 

台灣目前生技新藥產業缺的是真正有新藥產業經驗的人才，這種人才初期要靠向外挖角，長期要有決心自行培養，而培養的搖籃就是國內的生技新藥公司。政府長期把發展生技當口號喊喊，不敢在業界投入充足資源以培育人才，連最近所謂的生技創投基金也是減半投入(原本要投資40%，最後縮水成20%)，不僅投資條件限制重重，而且以容易在短期回收的醫材為主要投資對象。以這樣的短線心態來操作生技新藥政策，台灣的生技新藥產業恐怕要再落後大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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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無私 才能留才

·       2011-08-18

·       中國時報

·       劉仁沛、季瑋珠

 

筆者對中央研究院 八月十四日 所發起的「人才宣言」有不同的看法。這其實是一個煙幕彈及障眼法！當花了數十億納稅義務人的錢與十多年時間而無任何具體成果之「國家型科技計畫」而無法交代時，只好找藉口說台灣的法規與環境對外籍人士不友善。

    　根據筆者在美國近二十年讀書與就業經驗，實際瞭解國內的法規並不比歐美法規嚴格。例如美國就有不少工作，以涉及機密為由，不准外國人任職，只限取得公民資格者擔任，連持有綠卡者都不行。而目前台灣已有一位「美國人」經過修法得以擔任直屬總統府的全國最高研究機構的首長；甚至有些研究機構或大學主管在擔任台灣的工作時，並未辭去在國外的工作或教職，一方面保留後路，這邊發展不好可以回去，一方面照顧在國外的家人，例如孩子就學的學費減免等，這還不夠彈性嗎？國內的教授，只能和其他機構合聘、兼任，可能同時擁有兩個以上的正式職缺嗎？

    　再說薪資，過去的安貧樂道固然不符合時代潮流，但是平心而論，台灣的物價不高，稅賦又遠較歐美國家為低，教授、研究員的薪資，在台灣的社會，與其他行業相比，再怎麼說都不能算「低」。整天嚷嚷薪資太低，不但聽在「庶民」耳中相當刺耳，就算國內的在地學者，聽了也很難苟同。先進國家薪資較高，但是生活費用、賦稅也高，再加上工作、生活的壓力、家人的適應、孩子的就學、以及語言和種族歧視等問題，吸引力也會打一些折扣。這些外來學者動輒出言批判國內薪資太低，留不住人才，恐怕也是個假議題、煙幕彈；其實他們是希望自己得以在國內坐領高薪，不但地位高人一等，更可以支付家人在國外的高額生活費、以及孩子就讀名校的高額學費。

    　做不出研究不要怪東怪西，台灣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才沒有好好利用，讓他們適才適所，發揮所長。筆者自己和一些朋友，在美國大藥廠合計有二、三十年的經歷，專書就寫了九本，但是回國後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從來沒有邀請我們參加，真正是人才的浪費。其原因就是這些大頭不願真正的人才搶了他們的資源，人才不被重用，才會出走，變成人力「淨輸出國」。

    　台灣徒有「人才庫」，在上位者卻鮮少仔細瞭解、尋找有能力可以合作、發展的人才，只會搞小圈圈，培養自己的勢力；不問是否優秀、是否有能力，只問是否與自己氣味相投，以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如高分ＳＣＩ論文，定義卓越，以自己擅長的研究定義任務導向的計畫，還高談學術無民主、無自由，根本沒有任何胸襟和願景。這也是為何生技製藥計畫一直強調「先做基礎研究」，但是「先做」了十年，一個藥都做不出來的原因。國內學術發展怎麼會有前途？

    　政府的反應更是奇怪，中研院發動連署，馬上砸錢，也不瞭解一下「庶民」的觀感。學界都知道今年國科會核定給研究計畫的金額縮減，與去年差額高達二十八億，不知去向，國科會實問虛答，且矢口否認與教授彈性薪資有關，但是報載馬總統去年擠出二十六億預算給彈薪專案，從國科會撥出十億，教育部撥一億，剩下十五億從五年五百億年度預算卡下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學界也在連署反對國科會縮減研究經費、投書、開記者會、立法院公聽會，也有人傳臉書上的連署信給馬總統，卻不見政府有任何反應。花大錢滿足大戶，餓死辛苦撰寫研究計畫的學者庶民，人才不出走才怪！我們在此衷心呼籲：人才與資源無私心的最佳化運用，是避免台灣成為人才「淨輸出國」的不二法門。

    　（劉仁沛為台灣大學農藝系生物統計學組教授，季瑋珠為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五年五百億+SCI至上 = 生技台勞？

五年五百億與SCI至上政策會不會成為台灣二十一世紀的顱相學？

 

前些日子看到一篇轉寄「還能嘲笑大陸幾年？」的老文章，雖然文中並無提到生技產業，但是讓我聯想到這一陣子五年五百億的成效與SCI參考價值的爭議，一時興起，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要討論大陸是否能追上台灣，就單一製造產業或許不難，但想要人文素養與政經制度全面性超越，應該還不是短期內就能達到的事。不過台灣人也別太自豪，畢竟人家已經一步一步追上來了，他們需要的只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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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極綠的基本教義派故意視若罔聞之外，關於台灣被大陸追上這件事，應該不算是甚麼新鮮的見解。基本上，除非掌握精密關鍵設備的製造能力，否則硬體製造工業被其他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追上只是遲早的事。以前是台灣追日本，現在是大陸追台灣，將來或許會變成越南追大陸。因為這類產業只要有資本投資(向美、日、歐等國買設備兼買技術)，就有機會做得起來。大陸在這方面只是跟著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失敗的地方在於：檯面上一些電子廠，像是早期CDR廠或是現在苦撐的DRAM和LCD Monitor廠，營收中轉投資於研發的比例太低(99年企業投資規模由98年約5000億元，擴增到8915億元，增加75.6％，其中，資訊電子業占了77.8％。總研發經費2971億元，占營收比重仍維持1.4％左右，未見明顯提升)。只想著現在收錢，不肯為未來的"可能"賺錢做大膽的投資。而且由於關鍵零組件、設備與技術都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導致一旦想要技術升級，就得付出一大筆資本支出，更別說另外還要繳給一些國際大廠許許多多的權利金(技術或是規格的使用費)。這些台灣電子製造業的痛處，大陸競爭者將來一樣要面臨，差異在於他們有市場規模可以做後盾，手上的籌碼較多。

 

比起資訊科技製造業，基礎薄弱的台灣的生技產業面臨大陸生技產業崛起的挑戰，如果政府再繼續擁抱SCI發展「世界一流大學」，將來台灣生命科學相關的畢業生恐怕只有做台勞的命。行政院所提出五年五百億這件事是很令人羞愧的，學術界花了五百億的經費只換來增加二篇Nature、Science等級的論文，這結果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光是砸錢只能提高台灣SCI論文的量，卻無法改變研究的質。就我所知，有些大學的老師與醫院的醫師「合作」，專門「量產」SCI論文，由於每年論文發表數量可觀，還當選「研究傑出教師」呢！研究再怎麼「傑出」，若不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任何實質效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研究該是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台灣應該優先選擇的嗎？台灣的生技產業政策一直都是被學術界所主導，政府要花五百億，當然要花在學術界，可惜學術界的人多半沒有產業經驗，不知道市場要甚麼，當然研究方向就以傳統的「發現真理的樂趣」為主，並不會考慮到人才就業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弔詭的是，這五年五百億還真有些「增加就業機會」的效果呢！為甚麼？因為拿到錢後聘用了更多的博士後研究員和助理啊！只是沒有永續健全的產業環境，這種聘用機會也只是曇花一現，除非政府要將五年五百億轉變成「固定支出」。若果如此，這就相當於每年多花一百億的公務員薪資，給付給不具公務員資格的人。這是甚麼政策啊？

 

生技產業不是絕對的高度資本密集，它比較傾向於是中度資本與高度技術密集，也就是要錢(不多，相較於電子業每年動輒數百億的虧損，台灣前十大生技公司的資本額都算很小)，但是也要有頭腦，光是砸錢是成不了事的。五年前這五百億若投資在產業面，五百億若加上所引導出來的民間資金，可以成立至少5~10家國際級規模的生技公司。或許短短五年在具體成效上(例如最終的新藥產品)不容易看見，但對台灣生技人才與產業經驗的培育會打下相當的基礎，比起花五百億換來兩篇高級論文，投資價值應該更值得考慮。只可惜當時砸這五百億只想打造「一流大學」，並不想建構「一流生技產業環境」，因而造成了現在令人扼腕的結果。用SCI分數來定義世界一流大學簡直就是「好傻好天真」，不幸的是島上的官員與學者們正樂此不疲。

 

上面提到市場規模，讓我想到生技產業中動物試驗的市場。目前台灣沒有這類的生技公司，最主要是透過國家動物中心或是民間代理的國外試驗動物公司在供應。試驗動物的選擇有其學術淵源與規格要求，並不是任何動物都能打入這個市場。有一次有人問我某種小動物是否可以推廣做為臨床前動物試驗的對象，我只能告訴他：如果台灣有大陸或是美國這樣的市場規模，我們或許可以嘗試自行定義試驗動物的規格，逐漸建立試驗動物的資料，而不必受制於現有西方發展的動物試驗物種。

 

坦白說，明知不可為仍為之……這種精神正是台灣目前生技產業所需要的！絕大部分的博士，不論是負笈歸國還是土生土長，一看到台灣營養不良的生技產業環境，九成九都立刻轉向朝教學單位或是研究機構這種「高度穩定」的職位奔去，有幾個人有膽識敢出來開疆闢土？人本性好安逸而遠冒險，柏拉圖的洞穴理論，正是台灣眾多生命科學相關博士生涯選擇的最佳寫照！

 

 

 

 

生技公司未來的新商業模式：獨立生存、長期營運

Mass. biotech firms urged to remain independent

 

By Robert Weisman       Globe Staff / October 7, 2009

It’s time for pulling up the bootstraps.

That was the message delivered to biotechnology start-ups at the 11th annual MassBio Investors Forum yesterday. At a time when major drug makers are consolidating and may be less willing to buy fledgling companies, biotechs have to make it on their own and bring drugs to market themselves.

Industry leaders warned that the old model of forming a biotech company, shepherding a drug through development and years of clinical trials, and then selling the company to a pharmaceutical buyer may be played out.

Success will now require a survival mentality and a focus on remaining independent, said Barry Greene, president of Cambridge biotech Alnylam Pharmaceuticals Inc.

“Cultures that depend on survival are absolutely critical for this industry to succeed,’’ Greene said. “If you don’t want to [stay independent], you’re not a company. You’re a project.’’

Biotech leaders said it could take seven to 10 years to bring new drugs into commercial use in the future, compared with the five- to six-year time horizon of the past, mostly because of scarcer financing and a longer government approval process.

James J. O’Mara, vice presid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t another Cambridge biotech, Ironwood Pharmaceuticals Inc., said more start-ups are willing to invest in technology without the expectation they will be snapped up for a premium. If the technology doesn’t lead to a product, they must be ready to shut down and cut their losses, he said. “People are being much more explicit about the company they’re building,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O’Mara said.

During a panel 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iotech business model, moderator Ted Torphy,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and head of external research for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s, told the audience at the Sheraton Boston Hotel that drug companies continue to look to biotech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an industry, we’re spending more and more for less and less productivity,’’ Torphy conceded. “Unless this changes, larg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may be doing better by their shareholders if they invest in oil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drug discovery.’’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 are as ea ger to make acquisitions as they’ve been in the past, Torphy said, noting that big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en moving aggressively to pare costs by streamlining research and striking partnerships with biotechs. “We want products, we don’t want companies,’’ he said.

Not everyone agreed the old business model is broken.

Alan Cran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 Momenta Pharmaceuticals in Cambridge who is now general partner at Polaris Venture Partners in Waltham, said biotechs that focus on developing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rather than finding new ways to use old technology will get funding despite the retrenchment a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re’s a lot of reason for long-term optimism,’’ Crane said, citing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growth in global markets.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will be innovators, said Katrine Bosley, chief executive of Avila Therapeutics in Waltham .

“One way you know that you’re innovating is if everybody thinks you’re crazy,’’ Bosley said. “If you’re not getting that kind of reaction on a regular basis, then you’re not being innovative enough.’’

But in the near future, biotechs will operate in an environment of funding scarcity and will need to adjust their goals - and their “burn rates,’’ the speed at which they run through venture capital - said Noubar Afeyan, managing partn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Flagship Ventures in Cambridge.

He defended venture capital firms’ practice of investing in more mature companies, which has come under criticism from cash-starved entrepreneurs. “If we pour a lot of money into the early stag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orphan companies.’’

 

涅槃 (Nirvana)

一段不可思議的涅槃(Nirvana)與極樂(Euphoria)的體驗。是否達到涅槃與極樂其實意味著以意識抑制左腦的運作，並讓右腦徹底控制一切的一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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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腦內的兩個世界(中文) -- 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

Vanda Pharmaceuticals 終於等到春天

是Vanda，不是Panda。

 

什麼產業的股票可以跌到每股只剩0.45美元的歷史低價後，因著一項產品的成功，股價再上漲到每股8美元，半年內波段漲幅接近百分之一千八百 (1780%)，單日最大漲幅可達999%？

 

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Vanda Pharmaceuticals昨日( 2009-04-07 )收盤單日漲幅達 625.93%。除非台股解除漲跌幅限制，不然這樣的股價曲線圖大概永遠不可能在台灣股市出現。

 

 

 

Vanda這一年內的故事跟股價曲線一樣精采。

 

Vanda是一家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小型生技製藥公司，主要針對CNS的疾病進行新藥開發。其關鍵藥物為iloperidone，是一個治療精神分裂的藥物，另外一個主要藥物是tasimelteon，針對睡眠及情緒方面進行藥物開發。

2008年7月底，美國FDA針對Vanda為iloperidone所提出的新藥申請發出了一個non-approvable letter，FDA認為Vanda必須提供更多該藥物安全方面的資料。問題是，小型生技公司的現金一般都不多，當時Vanda的現金與約當現金僅約五千萬美金，根本不可能有資金再進行任何大規模臨床實驗。這non-approvable letter對中小型生技公司而言，就像死神一樣，宣判了該公司的死刑，Vanda股價因此慘跌近八成！隨後的半年，Vanda股價隨著金融海嘯緩步趨「軟」，一直盤跌到2008年年底的歷史低點0.45每元，之後股價略有回升，但一直都在1美元以下整理。

一般生技公司的股價在壞消息出現而驟跌之後，若該公司管理階層和大股東有共識，認為公司仍有機會的話，多半不會再往下跌太多。Vanda曾於2008年Q3-Q4進行組織重整，裁員15%，並停止所有臨床前實驗以節省開支。但是持有Vanda近15%股權的大股東TCP (Tang Capital Partners)不看好公司營運，2009年2月趁著董事會改選的機會，要求撤換創辦人兼執行長 Mihael Polymeropoulos 及董事長 Argeris Karabelas，並且要求Vanda進行資產拋售換取現金，當時TCP甚至打算藉由手上持股改選董事以達到上述要求。市場派的啃骨頭行動當然遭到Vanda的悍然拒絕。Vanda的未來遭到大部分分析師與媒體的質疑，落魄的Vanda還當選了2007 年的Worst Pharma Stock!!

上帝一定會眷顧認真工作的人嗎？我不知道，但是上帝(或者說FDA就是生技業的上帝？)這次倒是相當眷顧Vanda。Vanda針對FDA的non-approvable letter說明理由進行申訴，得到FDA的認可，FDA於2009年5月7日核准了Vanda的iloperidone的新藥申請，消息一出，股價如火箭般往上衝，結果就是單日最大漲幅高達999%。

目前市場上的精神分裂藥物副作用較明顯，iloperidone勝出的原因據信是其較佳的安全性。這讓我想起前一陣子肥胖藥物開發的例子，市場所有的關注皆落在藥效(efficacy)，未能達到受試組平均體重降低5%的新藥物，經常被華爾街呼風喚雨的分析師認為沒有成為明星藥的潛力而棄之如敝屣，即使該藥物安全性極佳，甚至有部分改善心血管指標的功能。明星分析師一發表看壞的評論，股價常常是像自由落體般墜落。

報派型開發有成的台灣生技公司們，天天在媒體上告訴對新藥開發外行的投資人，某某藥又獲得FDA「核可」進行第某期臨床實驗，然後股價一路推升，飆到五六十元的「天價」^(註一)。問題是你要在台灣進行臨床實驗，燒你自己的錢，試你自己的人，只要Protocol合理可行，FDA幹嘛要擋你？ FDA只把守最後一道關卡，就是NDA。你要在美國NDA，就要燒錢依序進行各期臨床試驗，獲得藥效與安全性皆佳的臨床測試資料。這還不保證NDA申請一定會過，如果針對該類疾病，市場上已經有藥物在販售，你還得說服FDA你的藥比起市場上現有藥物到底好在哪哩。像是Vanda這樣走到最後階段被FDA宣判出局的美國生技公司例子可謂不勝枚舉。

眾人皆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只可惜真實股票市場的資本運作常常讓醒的人氣死，清的人餓死。台灣生技股何嘗不是如此？

 

註一：對藥物還在開發燒錢中，根本還沒有營收的生技股而言，藥物只有「評估價值」，並沒有真正的市場價值，這叫智財權的鑑價。在買家還沒有出現時，評估價值是不能轉換為市場價值的，因此只具有報表參考功能。如果台灣有厲害專業的生技智財權方面的鑑價師，應該盡快列入國家保護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