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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雖然大陸慣用名詞與簡體字一堆,但是坦白說寫得真是好,連我這種經濟門外漢都看得津津有味!最後一段講得最好:「經濟成長疲軟不是貨幣政策能夠馬上解決的!」過去十幾年,歐美每遇到一個經濟泡沫破滅,深怕國家經濟衰退,就製造另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挽救,不願面對並接受經濟榮枯循環的常態。
小馬、小英,我們該勒緊褲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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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操作 難解美國經濟頹勢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證券時報) 2011-09-20 04:33:07
美聯儲9月議息會議是否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引起關注,像QE1和QE2那種直接大規模購買證券的QE3不太可能推出。美聯儲很可能對其持有的1.65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投資組合采取“扭轉操作”,即不擴大資產負債表規模,但延長其持有債券的期限。如果將平均到期期限從目前的6年延長到15年,相當於將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壓低5~10個基點。這種方法不但可以獲得量化寬松的好處,又可以免去擴大資產負債表的風險。將政策著力點放在貨幣供給方,在沒有貨幣需求的情況下,只能是產生“流動性陷阱”。
美聯儲9月議息會議將於本月20日和21日舉行,是否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或者其他寬松貨幣政策的“靴子”將會落地。在8月議息會議上,美聯儲首次明確延續超寬松貨幣政策的時間點,承諾將0~0.25%的聯邦基金利率至少維持到2013年中期。在此措施之后,面對美國經濟的頹勢,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工具箱里所余“法寶”已經不多,但不容置疑的是,寬松政策必然推出,無非只是量化寬松(QE)或其變種的差別而已。
傳統方式的QE3或不推出
經過前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依然沒有走出低迷的泥潭。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第二次估測值按年率計算增長1%,個人消費開支按年率計算增長0.4%,8月份美國非農部門失業率高達9.1%,而非農就業人數環比零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必然進一步采取措施為經濟增長創造寬松環境,短期利率已經降到最低,可以操作的只有長期利率。
眼下來看,像QE1和QE2那種直接大規模購買證券的QE3不太可能推出。美國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升3.8%,環比上升0.4%,核心CPI同比上升2%,環比上升0.2%,創下2008年11月以來的最大升幅。核心通貨膨脹率已經接近美聯儲規定的1.5%至2%上限,若通脹超過此上限,美聯儲應該收緊貨幣政策。QE3如果繼續推出,必將推高全球通脹水平和美國的通脹風險,這會進一步擠壓消費,不利於美國經濟復甦。通脹率的上升,也會引發美聯儲內部通脹鷹派的不滿,部分國會議員反美聯儲情緒也會上升。
更為重要的是,QE3會沉重打擊貨幣市場基金,使美國回購協議市場陷入困境。回購協議市場一直是美國企業進行短期融資和貨幣市場基金進行投資的主要市場,經過QE1和QE2對美國國債和MBS等證券的大量收購,這個市場上的合格抵押品已經少之又少。抵押品減少直接導致回購利率持續下跌,從去年9月份的約0.24%下降至今年8月份的約0.07%,這給一些貨幣市場基金造成了巨大損失,它們或尋求更高收益的投資,或寧愿承受一定的資本損失而持有現金,也不愿意把資金投向那些風險較高的資產,這將卡住銀行和企業的一個主要短期融資渠道,導致信貸和投資下降,加劇經濟衰退的風險。如果美聯儲繼續推出QE3,回購協議市場可能走向崩潰。
“扭轉操作”或成大概率事件
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很可能對其持有的1.65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投資組合采取“扭轉操作”,即不擴大資產負債表規模,但延長其持有債券的期限。如果將平均到期期限從目前的6年延長到15年,相當於將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壓低5~10個基點。這種方法不但可以獲得量化寬松的好處,又可以免去擴大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是美聯儲內部鷹派與鴿派之間容易達成一致的選擇。美國曾在上世紀6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為挽救美元使用該辦法,不過被視為失敗之舉。美聯儲若再次嘗試,與伯南克對此操作仍抱有希望不無關係,他一直認為如果上次“扭轉”規模足夠大,結果會截然相反,堅信資產負債表干預會取得積極效果。
“扭轉操作”的方式主要有半扭轉和全扭轉,主要目的都是拉低中長期國債收益率,使收益率曲線變得平緩,改變目前利差超過170個基點的局面。半扭轉主要通過賣掉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這是最緩和的方式,也是現在普遍認為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全扭轉則是主動出售短期國債和較長期國債,延長貸款到期時間,迫使投資者承擔更多風險,這種方式顯然更加激進,在目前市場脆弱的情況下實施可能性不大。
半扭轉操作如果得以執行,短期國債收益率會出現上升,給短期利率帶來一定上行壓力,但是美聯儲已經做出了維持超低利率的承諾,這部分壓力可以被市場吸收,不會造成全球美元供應緊張,影響國際收支。此外,歐、美、日本等五大央行年底前協同執行三次美元流動性招標操作,雖主要為歐洲銀行業注入美元流動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扭轉操作”可能造成美元供應緊張局面的預防。但是,美聯儲必須注意“扭轉操作”的執行細節,拋售短期國債可能引發其他投資者套現離開市場,收益率曲線短端會波動過大,如果不能靈活控制,大量資金突然流出國債市場,整條收益率曲線就會出現上移,這將給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所以,“扭轉操作”是一個技術含量相當高的行為,需要美聯儲和財政部的密切合作。美聯儲的“扭轉操作”短期會使得美元貶值失去立足點,但同時實現了長期債務的貨幣化,這會造成美元進一步走軟。綜上所述,“扭轉操作”已經成為了一個大概率事件,看似能夠起到作用。
財政政策應發揮主導作用
美聯儲通過各種政策竭力壓低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目的是為了鼓勵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從企業、銀行和居民的情況來看,由於金融危機造成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它們目前仍然處在修復資產負債表階段,居民忙於降低杠桿率,企業忙於囤積資金,而銀行則惜貸避免產生更多不良資產。不管是QE1、QE2,還是“扭轉操作”,都將政策著力點放在貨幣供給方,注重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在沒有貨幣需求的情況下,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產生“流動性陷阱”。可以說,當前挽救美國經濟衰退,不在於貨幣政策創造多少貨幣供給,而在於怎樣拉動貨幣需求。
面對當前困境,筆者認為,財政政策應該起主導作用,經濟增長疲軟不是貨幣政策能夠馬上解決的,任何貨幣政策要對經濟活動產生實際影響,至少需要3到6個月的時間。有沒有QE3或“扭轉操作”,可能不會產生太大的不同。相反,財政若稍微松一下褲腰帶,可能就會做出巨大貢獻。
(作者馬濤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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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辭解釋(資料來源:MBA智庫百科)
回購協議是指以有價證券作抵押的短期資金融通,在形式上表現為附有條件的證券買賣。
有價證券的持有者在其資金暫時不足時,若不願放棄手中證券,可用回購協議方式將證券售出,同時與買方簽訂協議,以保留在一定時期後(如一天)將此部分有價證券按約定價格全部買回的權利,另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支付或者加在約定價格之內,或者另計。還有一種“逆回購協議”,即貸出資金取得證券的一方承諾在一定時期後出售證券,收回貸出資金。
回購協議的期限一般很短,最常見的是隔夜拆借,但也有期限長的。此外,還有一種“連續合同”的形式,這種形式的回購協議沒有固定期限,只在雙方都沒有表示終止的意圖時,合同每天自動展期,直至一方提出終止為止。
我在今年6月2日『五年五百億+SCI至上 = 生技台勞?』一文中曾經提到:
研究再怎麼「傑出」,若不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任何實質效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研究該是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台灣應該優先選擇的嗎?……………可惜學術界的人多半沒有產業經驗………並不會考慮到人才就業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弔詭的是,這五年五百億還真有些「增加就業機會」的效果呢!為甚麼?因為拿到錢後聘用了更多的博士後研究員和助理啊!只是沒有永續健全的產業環境,這種聘用機會也只是曇花一現………………
過了三個月,剛好是美國的勞工節,出現了下面這樣的新聞:
每年3700人 土博士產量過剩
李宗祐/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2011.09.05
國內目前每年博士班畢業生超過三千七百人,較民國八十四年增加二倍多,出現人才供過於求的警訊!國科會副主委張清風認為,「國內生產博士已經太多,教育部核定增設博士班要注意產業需求。」
國科會統計,國內各大學九十八學年度博士畢業達三七○五人,較八十四學年度一○五三人,增加二六五二人,成長幅度高達二五一%。以去年為例,有三一一六人(含少數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者)向國科會申請博士後研究員,最後核定二四六二人。張清風說,「這個數字意味,台灣畢業的博士幾乎都是國科會在養!」
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原本僅排名前五%可以申請有博士後研究員加入研究團隊。九十七年和九十八年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引發高學歷失業潮,放寬前十%研究計畫都可申請博士後研究員,補助人數從九十六年九六五人,爆增到二三七○人,今年更增加到二五○一人。
隨著人數倍增,國科會預估,每年補助經費八.六三億元,明年會增加到十六.五億元。官員透露,近兩三年,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就到處找錢,協助各大學增聘博士後研究員,解決博士失業問題。
張清風說,國內每年「生產」三千多位博士,生命科學領域占七、八百人,以生物科技系為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但產業沒有跟著發展起來,研究生只能往研究單位或教職發展;上周他拜訪科學園區生技廠商,問是否聘博士員工,答案都是沒有。自然科學也有相同問題,國科會補助的博士後研究員,數理化等科系占比超過四十%。
國科會副主委陳正宏直言,「國內生產的博士太多了」,培育出來的人才找不到出路,只好依附在學校裡跟教授做研究,把大學當做人才儲備庫。「這個問題我們要跟教育部一起檢討,不能什麼大學都要設博士班,卻不想產業界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博士!」
就生技產業而言,這則新聞只不過反映了一個約莫五至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惡化的問題,只是學術界在前幾年都忙著分鈔票,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不景氣」。過去幾年由於鈔票太多,還拼命增加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名額來消化。由於生命科學博士就業難度日趨增加,最近幾年學術界還發明了所謂的「(約聘)研究教師」這樣的職缺名稱來掩飾學術界「博士後研究人員數暴肥、但無力提供相對助理教授職缺數」的事實。坦白說,政府這種生技政策真是令人不敢恭維,寧可花五百億往水裡丟,換來Science、Nature噗通兩聲,也不願意在生技創投領域多投資二十億,為台灣下一世代的產業打下基礎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一味迷信學術偏方,直到學術界失業的水災都已經淹到脖子了,現在才開始回頭正視產業界的人才吸納功能。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生技產業要如何消化過去十年來所生產的近萬名的博士人才呢?這藥方不容易開,我一時也還沒有答案。
台灣向來不缺壟斷學術界的「學閥」,這些學閥們一手掌控國家研究資源,一手利用壟斷得來的資源扶植親信子弟,這種現象在單位層級愈高的研究機構愈是明顯。當壟斷了二、三十年的基礎學術資源後卻搞不出一家像樣的國際級生技新藥公司時,就只好再找一個理由:台灣對學術人才不「友善」,學術界的薪資也太低。台灣的教授或是研究員薪資低嗎?台灣薪資相較於美國,是全面性的低,不僅教授低,連研究助理薪資也比美國研究助理低,這種全面性所得較低的狀況,並不是單一職業薪給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的問題。而且大學教授薪資低,並不代表這些學術大頭們的薪資低。二十年前,一個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的特聘研究員就可以拿三十萬以上,再加上美國國籍、美國原職與實驗室都可以保留(也就是下文中所謂的「後路」),條件不可謂不優渥。如果這些人因為有真正實力卻被稱為「肥貓」而忿忿不平,他們應該做的不是保住現有職位,然後拼命找理由迂迴加薪(所謂公教分離),而應該是憑專業實力在國際產學界放出光芒、展現成果,引領學術研究與新藥開發的國際潮流。這樣的「肥貓」縱使肥,但肥得有價值,因為它讓台灣社會整個也一起「肥」(成長)了起來。
台灣目前生技新藥產業缺的是真正有新藥產業經驗的人才,這種人才初期要靠向外挖角,長期要有決心自行培養,而培養的搖籃就是國內的生技新藥公司。政府長期把發展生技當口號喊喊,不敢在業界投入充足資源以培育人才,連最近所謂的生技創投基金也是減半投入(原本要投資40%,最後縮水成20%),不僅投資條件限制重重,而且以容易在短期回收的醫材為主要投資對象。以這樣的短線心態來操作生技新藥政策,台灣的生技新藥產業恐怕要再落後大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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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無私 才能留才
· 2011-08-18
· 中國時報
· 劉仁沛、季瑋珠
筆者對中央研究院 八月十四日 所發起的「人才宣言」有不同的看法。這其實是一個煙幕彈及障眼法!當花了數十億納稅義務人的錢與十多年時間而無任何具體成果之「國家型科技計畫」而無法交代時,只好找藉口說台灣的法規與環境對外籍人士不友善。
根據筆者在美國近二十年讀書與就業經驗,實際瞭解國內的法規並不比歐美法規嚴格。例如美國就有不少工作,以涉及機密為由,不准外國人任職,只限取得公民資格者擔任,連持有綠卡者都不行。而目前台灣已有一位「美國人」經過修法得以擔任直屬總統府的全國最高研究機構的首長;甚至有些研究機構或大學主管在擔任台灣的工作時,並未辭去在國外的工作或教職,一方面保留後路,這邊發展不好可以回去,一方面照顧在國外的家人,例如孩子就學的學費減免等,這還不夠彈性嗎?國內的教授,只能和其他機構合聘、兼任,可能同時擁有兩個以上的正式職缺嗎?
再說薪資,過去的安貧樂道固然不符合時代潮流,但是平心而論,台灣的物價不高,稅賦又遠較歐美國家為低,教授、研究員的薪資,在台灣的社會,與其他行業相比,再怎麼說都不能算「低」。整天嚷嚷薪資太低,不但聽在「庶民」耳中相當刺耳,就算國內的在地學者,聽了也很難苟同。先進國家薪資較高,但是生活費用、賦稅也高,再加上工作、生活的壓力、家人的適應、孩子的就學、以及語言和種族歧視等問題,吸引力也會打一些折扣。這些外來學者動輒出言批判國內薪資太低,留不住人才,恐怕也是個假議題、煙幕彈;其實他們是希望自己得以在國內坐領高薪,不但地位高人一等,更可以支付家人在國外的高額生活費、以及孩子就讀名校的高額學費。
做不出研究不要怪東怪西,台灣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才沒有好好利用,讓他們適才適所,發揮所長。筆者自己和一些朋友,在美國大藥廠合計有二、三十年的經歷,專書就寫了九本,但是回國後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從來沒有邀請我們參加,真正是人才的浪費。其原因就是這些大頭不願真正的人才搶了他們的資源,人才不被重用,才會出走,變成人力「淨輸出國」。
台灣徒有「人才庫」,在上位者卻鮮少仔細瞭解、尋找有能力可以合作、發展的人才,只會搞小圈圈,培養自己的勢力;不問是否優秀、是否有能力,只問是否與自己氣味相投,以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如高分SCI論文,定義卓越,以自己擅長的研究定義任務導向的計畫,還高談學術無民主、無自由,根本沒有任何胸襟和願景。這也是為何生技製藥計畫一直強調「先做基礎研究」,但是「先做」了十年,一個藥都做不出來的原因。國內學術發展怎麼會有前途?
政府的反應更是奇怪,中研院發動連署,馬上砸錢,也不瞭解一下「庶民」的觀感。學界都知道今年國科會核定給研究計畫的金額縮減,與去年差額高達二十八億,不知去向,國科會實問虛答,且矢口否認與教授彈性薪資有關,但是報載馬總統去年擠出二十六億預算給彈薪專案,從國科會撥出十億,教育部撥一億,剩下十五億從五年五百億年度預算卡下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學界也在連署反對國科會縮減研究經費、投書、開記者會、立法院公聽會,也有人傳臉書上的連署信給馬總統,卻不見政府有任何反應。花大錢滿足大戶,餓死辛苦撰寫研究計畫的學者庶民,人才不出走才怪!我們在此衷心呼籲:人才與資源無私心的最佳化運用,是避免台灣成為人才「淨輸出國」的不二法門。
(劉仁沛為台灣大學農藝系生物統計學組教授,季瑋珠為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這個剪接真是完美!如果關掉螢幕只聽聲音,還真以為是兩個「人」正在對罵!喔,對不起,這個人字是一定要加引號的,因為我不確定用這個字到底適不適合。
記得以前市面上有一種運動飲料叫做「速沛」,可惜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不然送他們一罐「速沛」真的很速配!
「速沛」這飲料可不是我瞎掰的,下面是我找到的證據(出處:運動科技與人生,陳胱艟著,2006)。這本書內容不錯,但是編者校對的細心程度得有點L,像這一頁裡的年份錯得一蹋糊塗:
1911年是民國元年,就已經開始流行聚糊精飲料?
1933年掬水軒率先推出「速沛」?還真是夠「率先」了。
1944年正值二次世界大戰,飽經戰禍的台灣,已經推出眾多養生保健食品了!
天啊,這是娛樂用書嗎?
康盟:勿以疾病合理化行為
【聯合晚報╱記者黃玉芳/即時報導】2011.06.16 01:22 pm
近日有一佔用博愛座,怒嗆老翁的「蹺腿女」引發網友關注,事後這名女性透過議員,發表聲明道歉,並說自己罹患躁鬱症。但康復之友聯盟今天表示,「道德倫理與精神疾病無關」,勿以精神疾病為由,將自身行為合理化,否則將嚴重污名精神疾病,也更加重大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
【2011/06/16 聯合晚報】
五年五百億與SCI至上政策會不會成為台灣二十一世紀的顱相學?
前些日子看到一篇轉寄「還能嘲笑大陸幾年?」的老文章,雖然文中並無提到生技產業,但是讓我聯想到這一陣子五年五百億的成效與SCI參考價值的爭議,一時興起,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要討論大陸是否能追上台灣,就單一製造產業或許不難,但想要人文素養與政經制度全面性超越,應該還不是短期內就能達到的事。不過台灣人也別太自豪,畢竟人家已經一步一步追上來了,他們需要的只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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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極綠的基本教義派故意視若罔聞之外,關於台灣被大陸追上這件事,應該不算是甚麼新鮮的見解。基本上,除非掌握精密關鍵設備的製造能力,否則硬體製造工業被其他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追上只是遲早的事。以前是台灣追日本,現在是大陸追台灣,將來或許會變成越南追大陸。因為這類產業只要有資本投資(向美、日、歐等國買設備兼買技術),就有機會做得起來。大陸在這方面只是跟著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失敗的地方在於:檯面上一些電子廠,像是早期CDR廠或是現在苦撐的DRAM和LCD Monitor廠,營收中轉投資於研發的比例太低(99年企業投資規模由98年約5000億元,擴增到8915億元,增加75.6%,其中,資訊電子業占了77.8%。總研發經費2971億元,占營收比重仍維持1.4%左右,未見明顯提升)。只想著現在收錢,不肯為未來的"可能"賺錢做大膽的投資。而且由於關鍵零組件、設備與技術都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導致一旦想要技術升級,就得付出一大筆資本支出,更別說另外還要繳給一些國際大廠許許多多的權利金(技術或是規格的使用費)。這些台灣電子製造業的痛處,大陸競爭者將來一樣要面臨,差異在於他們有市場規模可以做後盾,手上的籌碼較多。
比起資訊科技製造業,基礎薄弱的台灣的生技產業面臨大陸生技產業崛起的挑戰,如果政府再繼續擁抱SCI發展「世界一流大學」,將來台灣生命科學相關的畢業生恐怕只有做台勞的命。行政院所提出五年五百億這件事是很令人羞愧的,學術界花了五百億的經費只換來增加二篇Nature、Science等級的論文,這結果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光是砸錢只能提高台灣SCI論文的量,卻無法改變研究的質。就我所知,有些大學的老師與醫院的醫師「合作」,專門「量產」SCI論文,由於每年論文發表數量可觀,還當選「研究傑出教師」呢!研究再怎麼「傑出」,若不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任何實質效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研究該是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台灣應該優先選擇的嗎?台灣的生技產業政策一直都是被學術界所主導,政府要花五百億,當然要花在學術界,可惜學術界的人多半沒有產業經驗,不知道市場要甚麼,當然研究方向就以傳統的「發現真理的樂趣」為主,並不會考慮到人才就業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弔詭的是,這五年五百億還真有些「增加就業機會」的效果呢!為甚麼?因為拿到錢後聘用了更多的博士後研究員和助理啊!只是沒有永續健全的產業環境,這種聘用機會也只是曇花一現,除非政府要將五年五百億轉變成「固定支出」。若果如此,這就相當於每年多花一百億的公務員薪資,給付給不具公務員資格的人。這是甚麼政策啊?
生技產業不是絕對的高度資本密集,它比較傾向於是中度資本與高度技術密集,也就是要錢(不多,相較於電子業每年動輒數百億的虧損,台灣前十大生技公司的資本額都算很小),但是也要有頭腦,光是砸錢是成不了事的。五年前這五百億若投資在產業面,五百億若加上所引導出來的民間資金,可以成立至少5~10家國際級規模的生技公司。或許短短五年在具體成效上(例如最終的新藥產品)不容易看見,但對台灣生技人才與產業經驗的培育會打下相當的基礎,比起花五百億換來兩篇高級論文,投資價值應該更值得考慮。只可惜當時砸這五百億只想打造「一流大學」,並不想建構「一流生技產業環境」,因而造成了現在令人扼腕的結果。用SCI分數來定義世界一流大學簡直就是「好傻好天真」,不幸的是島上的官員與學者們正樂此不疲。
上面提到市場規模,讓我想到生技產業中動物試驗的市場。目前台灣沒有這類的生技公司,最主要是透過國家動物中心或是民間代理的國外試驗動物公司在供應。試驗動物的選擇有其學術淵源與規格要求,並不是任何動物都能打入這個市場。有一次有人問我某種小動物是否可以推廣做為臨床前動物試驗的對象,我只能告訴他:如果台灣有大陸或是美國這樣的市場規模,我們或許可以嘗試自行定義試驗動物的規格,逐漸建立試驗動物的資料,而不必受制於現有西方發展的動物試驗物種。
坦白說,明知不可為仍為之……這種精神正是台灣目前生技產業所需要的!絕大部分的博士,不論是負笈歸國還是土生土長,一看到台灣營養不良的生技產業環境,九成九都立刻轉向朝教學單位或是研究機構這種「高度穩定」的職位奔去,有幾個人有膽識敢出來開疆闢土?人本性好安逸而遠冒險,柏拉圖的洞穴理論,正是台灣眾多生命科學相關博士生涯選擇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