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6日 星期五

三聚氰胺代謝路徑

今天公司進了一台新咖啡機,結果上面一個布朗先生的商標及自動加奶泡的功能讓大家的話題又導向最近火紅的三聚氰胺。我身邊多的是化學專家,自然是對這傢伙很了解,但我就有點外行了,只知道這傢伙是美耐皿的原料,英文就叫melamine,IUPAC名為1,3,5-triazine-2,4,6-triamine,結構上應該是一個漂亮的苯環對稱架構。查了一些關於三聚氰胺代謝途徑的資料,基本上是先進行脫胺反應,拿掉三個胺基,變成氰尿酸,再開環變成雙縮尿素,最後變成二氧化碳代謝掉。看起來人體有代謝能力可以處理這傢伙,但問題是脫胺後的中間產物氰尿酸可能與三聚氰胺形成三個穩定的氫鍵,進而產生結晶堆積,也就是結石。一般可結晶物若處於大量溶劑(例如水)的狀態下,由於碰撞機率低,並不容易結晶。這也是位什麼成人較不易受三聚氰胺影響的原因:成人有足夠的水分攝取,除非攝取大量的三聚氰胺,否則形成結晶的機會相對較少;反之,嬰幼兒不易攝入大量水分,結晶形成機會就相對較高。


一時手癢,弄了張結構圖來補充:



其實,中國已經不是初犯,而是累犯,在2007年就出過一次紕漏。2007年3月16日,美國發生寵物食品污染事件,加拿大寵物食品廠商Menu Food,自中國進口預備製作寵物食品的原料中攙有三聚氰胺,導致中毒寵物發生腎衰竭。可能當時受害的是美帝的阿貓阿狗,中國似乎並未把它當一回事。沒想到,商業良心與文化素質低落的詛咒,最後竟終要從賠上自己國民的性命與健康上才能學到教訓。


下面的圖及內容是摘自一個叫Small Dead Animals的網站:


農民手中的三聚氰胺結晶


“It just saves money,” says a manager at an animal feed factory here. “Melamine scrap is added to animal feed to boost the protein level.”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regulation on it. Probably not. No law or regulation says ‘don’t do it,’ so everyone’s doing it. The laws in China are like that, aren’t they? If there’s no accident, there won’t be any regulation.”


“If you add it in small quantities, it won’t hurt the animals”


 


三鹿毒奶粉事件反映的是整個中國落後的公民文化素養,中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傾全國之力投入申奧、發射神七,但是中國永遠無法在短時間內提升公民素質。台灣要拿甚麼跟中國競爭?就是這個!公民素養的提升沒有捷徑,是一種潛意識的人文價值觀的轉變,需要長時間教育與薰陶,也是區隔暴發戶的唯一方法。當中國出現第一個像台灣的金車公司時,台灣就真的應該要緊張了!


 


2008年9月25日 星期四

為數學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萊布茲福音第598~99節:「為數學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成績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烈,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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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一歲的孩子,發現五年級的數學實在是他這一生中最難的功課,舉凡家教、同學、教學錄影帶、教科書,都試過了,但都沒用。




最後父母決定把孩子轉進私立小學,這不是普通的私立小學,而是一所天主教學校。開學的第一天來臨了,小傢伙開始向著偉大的陌生世界冒險。




那天放學回來後,他走過父母親面前,逕自回房把門關起來。努力認真了兩個小時,出來吃個飯就又直接回到樓上,認真的做功課直到就寢。




這樣的模式一天繼續一天,直到第一次發成績單。

那天,孩子走進家門,把信封丟在餐桌上,就逕自回房做功課。他父母親打開成績單,讓他們驚奇的是數學成績居然是A。他們欣喜萬分地衝上兒子的房間,為他的進步激動不已。

「是那些修女嗎?」爸爸問。
「不是。」兒子回答。
「是課前的禱告嗎?」媽媽問。
「不是。」
「是教科書、老師、還是課程安排?」爸爸問。
「不,不是。」
「喔!那麼,是什麼原因呢?」媽媽問。
孩子回答:「進學校的第一天,我看見一個人被釘在
加號上面,我一看就知道...媽的...他們是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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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一則,純屬娛樂,宗教或政治魔人退散!)


2008年9月22日 星期一

Two Hands -- 雙手


 


對絕大多數的一般人而言,「雙手」實在是個一點也不惹眼的字眼。


 


Leon Fleisher1928年生於美國加州三藩市,四歲開始彈琴,八歲舉行首演,十六歲時曾與蒙都(Pierre Monteux)指揮的紐約愛樂管絃樂團合作演出,之後與喬治塞爾(George Szell)及克里夫蘭管絃樂團合作錄製不少曲目。就在音樂事業如日中天之時,Leon Fleisher的右手罹患了focal dystonia!之後Leon Fleisher僅演奏左手曲目,一直到最近幾年,由於肉毒桿菌毒素的運用,Leon Fleisher得以暫時紓解左手的 focal dystonia,復於2004年出版睽違40年之久的『雙手』錄音,而該張專輯的名稱就是『雙手 (Two Hands) 』!






 


Focal dystonia,中文叫做『局部肌張力不全症』,一般人大概不常遇到這個問題,但是夜以繼日不斷練習彈奏技巧的音樂演奏家如果發生這個症狀,恐怕會是此生最大的夢魘!偏偏這種病又最容易發生在經常進行局部重複動作的人身上!


 


人類的行為,除了思考以外,幾乎離不開動作。從看似簡單的拿水杯到極度耗能的激烈運動,甚至於到極精細的音樂演奏,都牽涉到腦部對於運動的控制。大腦皮質區有一個區域負責記憶與指揮身體的各項運動的區塊,稱為somato-sensory cortex (或稱之為motor cortex),包含三個部份:primary motor cortex (M1)premotor cortex (PMA)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 (SMA)


 





 


M1是主要的控制區,其神經訊號透過脊髓控制對側的活動,也就是右腦控制左側,左腦控制右側。如果將M1區塊如下圖縱切剖面:


 





 



 


再將剖面圖躺平,標上相對應的身體控制或是感覺區,就會得到腦部相應於身體的控制區圖,又稱為 homunculus


 




Homunculus字義是侏儒,來自早期的小人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像腦部或是精子中,藏有一個小人控制一切。精子裡的小人長得像下面這樣,當然,目前已不作此想:





 


如果把人的身體依照腦部對應控制區塊的大小重新按比例畫出,會看到像這樣的一個人:


 


依感覺區塊大小重塑的 Sensory Homunculus



依運動區塊大小重塑的 Motory Homunculus



 


由上面的重塑圖可知手部在腦中感覺與運動佔了多大的區塊!


 


Focal dystonia 其實不是手的問題,而是腦的問題。前面提過腦部皮質區有一大塊負責控制手部的區域,曾經有研究發現,一般人與演奏家在彈奏時腦部運用的區塊不同:一般人彈奏時是使用PMA區來處理,專業的演奏家則是以M1區來處理,相信這是由於演奏家在這個區塊產生較一般人更多的神經連結。若這個區塊的神經連結產生問題,當意識想要透過M1驅動一根手指時,不正常的神經衝動導致所有手指都被喚醒。有一個比喻或許可以協助了解:試著將手握拳,然後從拇指、食指 依序伸開,有些人每隻手指都能單獨伸開或收回,但是有些人就不行。比較常見的是無名指與小指的連動,單伸小指沒有問題,但是單伸無名指時常會連帶拉動小指。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 focal dystonia ,但是真正的 focal dystonia 絕對是嚴重得多。


 


和信醫院的網站有收錄一篇文章叫做「一位鋼琴家溫柔而深沉的抗議」,主角是陳宏寬,陳宏寬的姐姐是陳必先,是當年頗有名的音樂神童。我還記得我買的第一張陳必先演奏CD是由Naxos出版的「巴哈:郭德堡變奏曲」,當時企鵝評鑑給一星半,縱使Naxos走的是低價古典市場,對當時窮學生的我仍是不小負擔。這篇文章是陳宏寬逐漸克服 focal dystonia 的訪談文,其中陳宏寬對於自己罹患 focal dystonia 手指的描述相當清楚具體:「首先,我在桌子上彈琴,一點問題都沒有,每一根指頭都很聽話,可是當我把手指移到琴鍵上,指頭又故態復萌,不聽使喚了,任何一指彈落,其它指頭就疊上去。」正如上文所述,罹患 focal dystonia 的人並不是什麼都不能做,在平常時候,患部的功能都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也都能進行,惟獨在進行某些特定行為時,這些不正常的神經連結影響才會出現。


 


為了避免經常使用手指演奏的人換上這要命的症狀,Jason Solomon2007年在Guitar Review寫了一篇如何避免 focal dystonia 的文章「What Every Guitarist Should Know: A Guide to the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Focal Dystonia」,對於我在「電吉他與古典的火花 」提到的像Marty Yang這樣的年輕小夥子,著實應該好好地讀一讀,以免遺憾終生。


 


【參考資料】






  1. 《科學人》200311月號:「手指在鋼琴上昏倒了


  2. National Geographic: Poison: 12 Toxic Tales -- Concerto in B for Botox and Piano


  3. Alfredo Berardelli: New advance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focal dystonias. (Brain 129: 6-7, 2006)






  4. Munte et al., The musician's brain as a model of neuroplasticity. Nat. Rev. Neurosci. 3:473-478, 2002.


  5. Nature Neuroscience 2003 Focus: Music and the brain





2008年9月18日 星期四

腦殘廣告之大體解剖

每天早上當完司機後,趁著一路堵到辦公室的時間,習慣性會扭開車上的收音機聽聽廣播節目或是新聞,做為一天的開始。最近半年左右一直被兩個房地產建案的腦殘廣告長期密集轟炸,那種腦海裡的異樣感及不適感已經累積很久,決定今天本著研究精神,好好把這種感覺清理一下,一吐為快!


已經忘了第一次聽到新店美河市和淡水台北灣的廣告是什麼時候,感覺上已經很久很久了,之後陸陸續續聽到好幾個不同的廣告版本。不僅如此,不知建商投入多少廣告經費,不論你試圖轉到哪一個頻道,這些腦殘的廣告總是如影隨形,可怕至極!我好奇地找了些資料,發現其中一部分較早期的廣告似乎都是由一家專門做廣播電台廣告案,名叫「瑞x」的公司的作品(後期的作品無法確定)。建商的財力雄厚(據說一個月廣告費一千萬!),持續在全台灣播送這些穿腦魔音,似乎已經激起許多廣播聽友的臭罵。但坦白說,人腦的缺陷光靠意識本身很難克服,我今天要寫這篇文章竟然對這些白爛句子都還印象鮮明!這些廣告算是紅了,但是是屬於暗紅色,這就像早年舒淇一脫成名一樣,先紅再說,管它是被人看得起的紅,還是被人看不起的紅!下面整理一下手邊的資料,坦白說,花時間打字寫這種東西真是浪費我所剩不多的青春!


美河市早期沒有特定主角名稱:


酒商篇



(開瓶聲:波!) 
男:這一杯波爾多紅酒,還有眼前這片美景,總算是讓我找到了。
女:在美河市,這麼寬廣的空中花園,居高臨下,面對大山、大水。
男:嗯,這酒喝起來的味道,就是不一樣。
女:(笑)....聽起來,你好像...有那麼點驕傲,哼?
男:能這樣享受人生..............應..該的吧! 
(碰杯聲:鏘!) 
男:Cheers!
女:Cheers.........to Mehas!
(旁白) The Mehas beautiful city, on the riverside




骨董收藏家篇       財務長篇



總經理篇       ART總監篇



近期主角是Michael和Michelle,我手邊沒有找到錄音,內容大概是像下面這些:



所有的起飛都是為了優雅的降落........Michael早上飛了一趟上海做簡報,握了五雙重要的手,下午回台北....漂亮....對方已經簽約了!晚上還來得及回家開家庭會議給狗取名字。


時間是奇妙的東西,在別人趕著上班的時候,Michelle還可以優雅的逛街挑衣服。


Michelle因為愛地球,所以選擇美河市。(什麼跟什麼啊?趕環保節能潮流嗎?)


時間不是問題.....Michael永遠搞不懂同事的時間為什麼不夠用?Michael上班下班只要幾分鐘,因為他住美河市,下了班只要幾十秒就可以到河岸點拿鐵。


 


台北灣則是走富豪路線,不是總裁、總監等總字輩的,或是手邊沒有BMW或白馬的,請千萬別考慮:


(男聲) 到了這裡,就別再叫我總經理了......我那部BMW,也該讓它放個假了.........


(女聲) 到了這裡,就別再叫我總監了......只想跟姐妹們好好談談心...........


 


這些廣告有什麼問題?乍看之下,不過是廣告而已,廣告講得難聽點就是合法的公開說謊。用暴富心態的誇張手法包裹商品,嘗試營造M型右端的思維與生活模式,大概就是這些廣告共同的本質。根據Blue Joe的看屋經歷,美河市的價位約在1500萬~3000萬,有點高又不是太高。記得前一陣子才看到新聞「坐擁北市千萬屋 不算有錢人」,文中提到:「高總價住宅的買方,大多是企業老闆、大型企業的高層主管,以及高收入的專業人士,例如,自行執業的醫師、律師、會計師。這一類購屋客戶,都不是靠薪水購屋,購買一戶3000萬房子的客層中,幾乎沒有一般上班族」。表面上看起來,願意在北縣花兩三千萬以上買房子的有錢人,才是這些建商鎖定的對象。問題是,這個客層的富豪,會看上與捷運共構的房子嗎?至於台北灣,據說一坪開價二、三十萬,若以40坪來看,一般也要近千萬,這價位對總經理或是總監級的人士來說,應該不會是什麼負擔,我倒是建議總經理們不妨在冬天的時候去看屋,體會一下灣區第一排的免費天然冷氣。台北灣面臨同樣的問題是:這些富豪會去買嗎?淡水台北上下班時間的交通瓶頸就足以嚇跑九成以上的總經理。搭捷運?總經理,您別開玩笑了。


直觀上廣告對象是有錢人,但我認為這些廣告真正的對象其實不是富豪,而是特定中產階級。精確地說,這些用富有形象包裝的廣告,主要的對象是具有「對富豪生活奢望的中產階級」。在已經被講到爛的M型社會理論的恐嚇下,自認是中產階級的人非常擔心被擠到M型左端,所有的人都希望向右端移動,但是在收入移動不能的狀態下,某些中產階級下意識地改以使用或購買一些表象型的準富豪商品,讓自己藉由消費向右移動,只要不是根本負擔不起,縱使是負擔得很辛苦也都還能接受。


很弔詭吧?M型兩端到底該以收入來分還是以消費來分?收入高但消費低算是左端還是右端?收入平平但是不儲蓄以換取高消費力的人算是左端還是右端?這類廣告就是抓準了部分中產階級的這種潛意識切入市場。寬容一點講,部分客戶對這種表象型的準富豪產品有需求,建商配合產出商品來供給,就像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彼能奈之何?可難就難在富豪居所的氣氛,不只是建商自己說說就能出現,於是建商砸大錢透過廣告麻醉所有收聽者,營造本建案為豪宅的氣氛和錯覺,購買者也很高興自己擠入富豪生活,世事一切都這樣完美,縱使是幻夢一場又何妨?只可惜凡事物極必反,強力洗腦的後果反激起像我這種無所事事的窮光蛋犧牲寶貴青春撰文反擊。


比較無奈的是,在這些房子還沒賣完或是建商還沒倒閉之前,每天還得繼續接受腦殘廣告的轟炸!不過感謝上帝,我的老破車雖然老舊,倒是還有預設電台的功能,可以跟這些腦殘廣告玩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你出現,我就轉台!


 


<網路參考資料>


Blue Joe日誌:



juice4brain日誌:美河市 怪腔怪調的建商


somekidding日誌: 你為什麼不生氣


台北灣的手繪彩圖業者


酒商廣告裡的配音員


喬伊布克/白袍恐慌之不務正業祕密花園:所以你把美河市當成藝術品來收藏囉?當然! (裡面有收另一段廣告,其不計代價的廣告手法與酒商篇如出一轍!)

2008年9月16日 星期二

全球CRO市場概觀及其於生技研發代工之角色

目前要將一個新藥分子推至市場約需20億美金並耗時約15年,由於藥物之專利期有限,各藥廠無不盡其所能尋找各種內外部之方法縮短這中間的時間以極大化投資報酬率。大藥廠面臨明星藥物專利到期及後續產品線枯竭的壓力,紛紛透過一些手段,例如開始增加投資開發新藥物標的、透過購併補充研發短缺的產品線、購併(諸如印度之)學名藥廠、增加投資強化核心專長及盡可能符合日益嚴格的法規要求等,試圖維持自身之競爭力。


在藥物開發的過程中,若能在研發早期排除較不可能或較不理想之化合物,只針對最優化合物進行後續研發,將可在藥物研發後端節省大量成本。在這樣的思維下,各有專長的CRO可以協助大藥廠極大化其ROI。相較於歐美的高成本與低效率,成本低廉、效率又高的的亞洲地區CRO尤其值得作為投資考量。


目前全球CRO目前超過1100家,還在不斷增加之中,猶似百家爭鳴的戰國局面。CRO所提供之範圍極廣,從早即藥物開發到臨床試驗皆有,尤其臨床試驗部分之CRO對大藥廠之藥物測試近年來益顯重要。臨床測試CRO之效率較大藥廠自行執行之效率約高出30%。


2006年全球CRO市場規模約140億美元,年成長率約15%,至2010年市場規模約240億美元。北美市場約佔60%,但預測亞洲市場將逐步成長。2006年中國CRO市場為59億美元,連同印度市場規模共約73億美金。


中國2006-2010年CRO市場規模成長預測(摘自Business Insight, 2007)



目前世界前三大CRO為Quintiles、Covance及PPD,市場佔有率分別為14%、10%、10%,第四大公司為Charles River laboratory,前四大年營業額都超過10億美金。前五大CRO之市場佔有率為45%,此類領導廠商皆提供全方位且全球性之服務,範圍從臨床前測試涵蓋至市場行銷。


目前CRO已經與大藥廠從客戶關係逐漸轉變為夥伴關係,藉此增加雙方在目前藥物開發全球化環境下的競爭力。由於CRO所產出之資料極為龐大又難於管理,有效率的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LIMS)遂逐漸成為委託端與被委託端重要的資訊處理及交換媒介。LIMS是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交會的產物,類似這樣的產品類型其實早已存在,不過算是相當偏向資訊處理領域的市場,生物背景的人較難切入該市場。台灣在這一塊似乎是空白的,並未聞有本土LIMS的公司出現,或許是我孤陋寡聞,若有相關訊息歡迎隨時補充。


經濟部科技產業資訊室/ITIS於2001~02年有一篇報告,資料雖已經老舊,倒是仍有些參考價值,礙於該單位不甚友善的著作權的【聲明】:1. 科技產業資訊室刊載此文不代表同意其說法或描述,僅為提供更多訊息,也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2. 著作權所有,非經本網站書面授權同意不得將本文以任何形式修改、複製、儲存、傳播或轉載,本中心保留一切法律追訴權利.......我不願直接引用該文任何資料來討論,有興趣的人可自行搜尋。(我在這裡甘冒大不諱地轉載了這則【聲明】,希望老天保佑沒有著作權問題,哈哈!!)


有趣的是,撇開這句屌得讓人嚇到尿褲子的法律語句不談,以事後諸葛角度來看,文中倒是有些離譜的預測(當然,當時如我等小輩是不可能看得出來)。該報告預估CRO產值於2005年可達163億美元,當年正值生技大夢時刻,所做推估顯然是太樂觀了,相較於上述2006年實際數字140億美元,若以15%成長率回推,2005年應該是120億美元左右,預測誤差高達35.8%!該報告更大膽推估於2010年可達360美元!我被【保留一切法律追訴權利】的恐嚇嚇到尿褲子之際,又被這個數字嚇到挫賽,一個億字,可是天壤之別!人有失神,馬有亂蹄,吃燒餅焉有不掉芝麻的道理?好吧,就用360億美金來算吧,若與目前Business Insight中的2010年推估值240億美元相比較,誤差值可能高達50%!這類報告若是台灣出版,動則一份三千、五千,若是歐美的報告,一份動則幾萬到十幾萬,誤差卻可以大到這種程度!至此,結論已經明朗:產業分析師與股市分析師一樣,無須對自己預測的數字負責。


雞蛋裡的骨頭挑完了,談一些別的吧。該報告亦整理了當時台灣稍有能見度的12家CRO公司,如今人事已非,前端與後端實力較強的一兩家被國際大廠購併;有的公司我當年還參觀過他們的實驗室,如今已經因為經營不善而倒閉,能言善道的總經理特助目前不知轉進何處;有的公司早在數年前就放棄全面性服務的CRO策略轉進以產品代工及代銷為主,以求生存。台灣第一波的CRO淘汰潮,不少台灣CRO公司傷痕累累,究其原因,從政府生技產業政策搖擺、生技法規落後且牛步化、投資股東不清楚生技產業特性無法忍受長期虧損(其實CRO公司投資回收期已經算是相對較短),國內VC不看好台灣本土生技公司,寧可將募來的生技資金投資外國公司等等都讓台灣CRO這條路走得相當辛苦。凡事反求諸己,台灣CRO對國際藥廠或是生技公司的接單能力,亦未嘗不是競爭力強弱的關鍵。而台灣政府未能從政策高點協助建構台灣成為對國際製藥及生技大廠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則是讓台灣CRO接單競爭力下降的潛在推手。


唉..........不知不覺中又造口業了。我還是喜歡這句話:Frankly, we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who's able to think outside the blog.


2008年9月15日 星期一

雷曼之死--轉錄自鉅亨網

一家擁有158年歷史的老字號投資銀行就這樣倒了...............「如果最後不讓投資人知道痛,他 們將永遠不會學到教訓。」....................說得真好,但是也真的很痛!恐怕AIG會是下一個!CNN: AIG planning big spinoff.....................南山會不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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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亨看世界-雷曼之死
2008/09/15 18:00 鉅亨網






【鉅亨網】 該稱為黑色星期一嗎?今天美國的確寫下了金融史 上最不堪的一頁。傳了一陣子謠言的 Lehman Brothers (雷曼兄弟; LEH(US) ),終於在台北時間15日正午,正式 向外界宣告破產,連帶掃到Merrill Lynch ( MER(US) )與 保險業巨頭 AIG(US) ( AIG(US) )也陷入困境。現在,這個由華 爾街一手打造出的金融海嘯,再度準備撲向全球的金融 體系。


過去 2年來,雷曼在亞洲地區大舉擴張業務版圖, 包括新加坡、香港與孟買都有設立外匯等相關業務,也 積極打進中國金融市場。正因跨足新興市場,雷曼比其 它銀行在業務上都表現較好。


但是第 3季的財報仍然令人大失所望,虧損金額高 達39億美元,當日股價就暴跌了 44%之多。其實雷曼為 了節省公司開銷,日前已經降低年度股利並重整部門, 在Barclays、韓國發展銀行最後表態拒絕收購後,就算 美國財政部與聯儲會試圖從中介入幫忙。


但是,如果說信貸市場的混亂像一場強烈颶風,那 那麼雷曼兄弟就像是一位在風雨中苦等不到救援的受害 者。


一直撐到了最後,雷曼終於決定放棄,在今天台北 時間中午表示,為了保護資產和極大化價值,正式向法 院申請破產保護,消息一出,震撼全球。根據法院資料 顯示,截至 5月31日雷曼兄弟的總資產為6390億美元, 而總債務達6130億美元。


雷曼目前正在出售經紀業務,公司上下人心惶惶, 某位新加坡的雷曼分行裡的高層表示,目前狀況十分不 穩定,而且尚未獲得紐約總部的任何通知,現在只能等 待。


分析人士指出,雷曼兄弟傳出即將倒閉,美國財政 部這次忍著痛不宣佈接管,重建「道德風險」,就是因 為如果美國政府每次都出面挽救,這些金融機構未來將 面對更大的風險。不過也有人認為是因為美聯儲美聯儲 在最近幾次救市後,目前的能力已經將近極限。


而現在雷曼受到重創,全球股市勢必再掀波瀾。避 險資金大舉逃離,不但湧入黃金、白銀市場,帶起2%以 上的漲幅,也讓國際美元今日全線走軟,日元兌美元逼 近2002年以來最大單日升幅。美國國債上漲。歐洲央行 與英國央行已經表示目前正密切觀察貨幣市場,隨時準 備出手以穩定市場。


美林證券同意與 Bank of America展開合併的談判 ,外界認為這並不是巧合,是因為金融機構現在人人自 危,再加上看著同行雷曼的悲慘命運之故。美林證券若 成功與 Bank of America合併,將會一舉成為美國金融 業一大巨頭,與 C(US) itigroup(花旗集團)( C(US) )規模相擬。


不過與此同時,美國保險集團 (AIG)也發生籌資困 難的問題,引起持有相關投資的金融機構的一片緊張, 現在更傳出 AIG準備向美聯儲融資 400億美元。


華爾街啊,到底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是因為過去 5年來證券化房貸過度浮濫所造成?還是當金融市場裡 餘燼未熄時,市場空方的可怕謠言丟下了一根火柴棒?


《New York Times》分析指出,雖然有些市場人士 否認現在這個情況和1987年那場危機類似,不過長期上 看來並不太樂觀。華爾街現在陷入惡性循環,未來的路 恐怕還有好一段動盪,能夠阻止情況惡化的關鍵在於房 價何時止跌。


不過也有分析師認為,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並不 一定會讓市場出現太大的災難。從歷史角度來看,通常 在危機最高潮的時候,也就接近底部出現的時候。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Samuel Hayes表示,這幾天 所發生的所有事情,「是華爾街歷史上一個分水嶺」, 大型企業被一般商業銀行接管的頻率越來越高,一些小 型的銀行像 Greenhill & CO.( GHL(US) )與 Evercore Partners( EVR(US) ) 將漸漸會取代大型投資銀行過去所 主導的領域。全新的監管制度正在改變著全球的資本市 場。


「從總統雷根時代我們所信奉的真理,一直到現在 混亂不堪的鬆散規定,如果不是政府相當程度的干預, 美國的金融市場早已不治。」


那些什麼景氣會循環的道理,聽聽就罷,強者恆強 、弱者淘汰。也許,從達爾文最基本的「物競天擇」的 道裡來看,這個趨勢是無法避免的。經過這段痛苦的洗 練後,金融市場或許有機會將變得更為健康。


除此之外,美財經網站《MarketWatch》認為,雷 曼之死也揭露了一個華爾街的真相:當情況到了很糟糕 的時候,大家都自顧不暇了。投資人永遠享受冒著風險 的感覺,華爾街的企業也不過只是在賺他們的錢而已。


如此的過程在美國史上一直不斷地重複,1907年、 1929年、1987年的市場恐慌,以及10年前避險基金LTCM 倒閉的事件。這些事件帶來的教訓,市場似乎永遠學不 會。所以助長華爾街問題的最根本,正是廣大的風險資 金,一直源源不絕。


「在撮合JPMorgan與Bear Stearns以及接管二房後 ,美國政府顯然知道:如果最後不讓投資人知道痛,他 們將永遠不會學到教訓。」券商 J. & W. Seligman & Company表示。


(程宜華)


電吉他與古典的火花

不知怎地,對於音樂樂理,我是屬於白癡級的,對五線譜有些恐懼症,說恐懼倒也不完全對,只是年少時對於七個音為什麼選用Do-Re-Mi-Fa-So-La-Ti,而不是其他任意的發音,非常不以為然,就自以為聰明的say no to staff。例如光用嗯的發音也可以從Do發到Ti的七個音階,變成嗯-嗯-嗯-嗯-嗯-嗯-嗯.......咳.....這樣聽起來有點不雅,或許前輩音樂家用這七個發音還真有點道理。


高中時的音樂老師是一位男老師,印象中是性情中人,頗陶醉於音樂之中。他常要求全班一起唱譜,不材的我只好跟隨南郭先生的腳步。雖然音樂課堂裡一無所獲,高中時倒是曾經迷戀過吉他,古典吉他的鋼弦也曾將我的左手指磨出厚厚一層繭,但終究也只能彈些入門的曲子,後來沒有再碰過,如今也只記得Am和Cm了。現在唯一能做些跟音樂有關的,就是聽聽音樂CD。無奈的是,由於MP3與網路音樂的出現,如今連CD也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我聽音樂算是葷素不拘,從古典、流行、新世紀到宗教音樂,從人聲、小品、協奏曲到交響樂,沉迷時我也貢獻了不少銀兩給玫瑰唱片,只可惜沒聽出個什麼成績或是心得來。就樂器音色而言,坦白說,我並不欣賞電吉他的音色,所以一直沒有積極接觸這方面的演奏,唯一有印象的是Paul Gilbert (後詳)。


偶然中發現一個台灣電吉他Vlog,年輕的格主叫做Marty Young。選兩支特別的來聽聽看,第一支是結婚進行曲的地獄電吉他版,聽到地獄別害怕,這裡的地獄指的是如地獄般的電吉他技巧。






怎麼樣?感覺很特別吧?哈哈,看清楚最後的紅牌了嗎?另一支是大黃蜂的飛行。有稍微接觸過古典音樂的大概都知道這支小提琴超技曲,要想表現出大黃蜂的飛行感,節奏與速度感能不能一氣呵成相當重要。我手上曾收過大黃蜂飛行的小喇叭版本,光是怎麼解決吹氣就是一大難關,夠屌吧?下面這支這算是很早的trumpet版本,吹到最後,Rafael Mendez 講話都有點喘囉



下面是Marty Young的電吉他版本,也很不賴:



剩下的可以看這裡:Marty Young / 小楊 _ 的吉他創作




下面是Satoshi Nozaki 演奏的大黃蜂的飛行,個人覺得境界上又有不同,欣賞一下:





下面是Satoshi Nozaki 用電吉他演奏的貝五,對於聽慣古典風格貝五的我來說,真是屌到不行!整個狂放感覺截然不同於傳統古典貝五的壯闊風格:



這是林克昌指揮長榮交響樂團的版本,不同的感覺,體驗一下:






這種截然不同的感覺,我手上有一張李斯特改編鋼琴版本的貝六差堪比擬,在電吉他未出現的當時,李斯特也算是別具一格了。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培育了中印生技產業的西方委外資源(Outsourcing)還會是台灣生技產業的機會嗎?



這一期美國商業週刊有一篇報導關於歐美大藥廠委外研發趨勢的文章「Outsourcing the Drug Industry」,內容比較傾向一般性報導,並無艱深之統計數據或專有名詞,轉載它只是因為文中提到了印度與中國的委外產業,恰可做為一個引子。另外在2008年5月份的Harvard Business Review有一篇由葛蘭素(GSK)的執行長 Jean-Pierre Garnier所撰寫的「Rebuilding the R&D Engine in Big Pharma」,寫得相當好,可惜沒有免費全文,有興趣的人可以上政大哈彿商學院個案發行中心單篇購買。另外我也收錄一篇歐美藥廠三位巨頭:葛蘭素執行長 Jean-Pierre Garnier、阿斯特捷利康執行長 David Brennam、先靈葆董事長兼執行長 Fred Hassan針對Big Pharma發表在NGP的訪談「Great Expectation」,面對新藥研發成本高漲,臨床測試費用二十年來攀高近十倍,而FDA核可新藥速度卻仍然牛步,甚至安全審查更加嚴格的世紀困境,他們如何突圍?研發與臨床測試項目委外到低成本、高效率的亞洲地區會是他們的選項嗎?

研發委外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趨勢是逐漸形成的。我有興趣的問題是:


(1) 台灣政府現在手上的生技產業藍圖為何?台灣的產學界對這份藍圖有沒有共識?


(2)  台灣的生技公司能用什麼樣既有的的商業模式生存?台灣的生技公司需要或者能開創新的商業運轉模式嗎?


(3) 過去10年來,台灣為什麼沒有廣泛地被國際大藥廠列為合作的對象?


(4) 台灣要如何建構島上生技產業與這些大藥廠的合作模式?印度與中國的路,台灣能走嗎?在亞洲,台灣如何面對印度、中國、新加坡的競爭?


(5) 中草藥或是植物新藥是台灣生技公司發展的唯一活路嗎?小分子新藥與蛋白質新藥的生技公司,在台灣有生存利基嗎?


面對上面的問題,很難一一說清楚,更何況每個問題都見仁見智!剛好這一期(2008年9月號)科學人有一篇四頁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訪問「翁啟惠:台灣生技產業有機會!」,乍看標題,真是興奮莫名,趕緊翻閱拜讀。讀畢心中有點悵然,倒不是對台灣的生技產業失望而悵然,悵然是因為看到極重要的標題,卻沒有在內容看到相應於標題的答案。文章前半部算是閒聊生技發展的看法,後半部是談中研院的角色。其實我覺得標題下得太濫情,已經有數字週刊的味道,標題若下成:「與翁啟惠淺談台灣生技產業現況與中研院的角色」應該是比較中肯,當然,這樣中規中矩的標題對讀者的吸引力就差很多了。


整理一下,翁院長對台灣生技產業樂觀的理由有下面幾點:


(1) 台灣通過生技新藥條例,將帶動生技產業起飛。


(2) 台灣有很好的人力素質,也有資金,加上基礎研究成果不錯,只要資金願意投入,前景當然樂觀。


(3) 台灣醫療器材產業規模已超過藥品.....若能結合具有優勢的電子及醫療......將來一定很有希望。


(4) 我國衛生署的規定接近美國FDA的標準,如果好好發展一些具有地區特色又有世界市場的產品,我們應該有機會的。


(5) 台灣生技專利數目排名世界第16,若除以人口數就是世界第3、4,很多專利都是新發明,卻沒有開發出價值、做成產品,非常可惜。


(6) 現在的藥約半數是從天然物提煉出來,健康食品及中草藥皆是天然物,應有機會進一步發展為新藥,是值得發展的產業。


翁院長說得對不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乃後輩,並不適合評論,希望樂觀能夠成真。另外科學人曾在2006年3月有另一篇專訪「翁啟惠:製藥是台灣生技業的出路」,內容相當不錯。


下面收了幾篇翁院長的新聞及意見,做為補充: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成大論壇開講翁啟惠:30年後所有公司都與生技有關生技條例通過 翁啟惠:對產業爆發推動力翁啟惠:發展生技 蹲好研發馬步


附註最後,說聲抱歉,我實在無力逐一翻譯這三篇原文,期待未來有真正智慧型的翻譯機器問世,科學人在2006年4月號有一篇「翻譯機器前景可期」,引之聊以為安慰。最後對自己的不務正業,以下面這張圖自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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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th September 4, 2008, 5:00PM EST


Outsourcing the Drug Industry


U.S. giants are rushing to partner with Indian and Chinese companies—tapping their brainpower and sav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search for breakthrough treatments



In her swank headquarters just blocks from some of Mumbai's worst slums, Swati Piramal is midway through an impassioned pitch about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 of drug discovery. Sanskrit passages of the Bhagavad Gita, the ancient Hindu text that guides her business philosophy, adorn the office walls of her company, Piramal Life Sciences. Its logo is gyan mudra, a finger gesture used in yoga meditation resembling the Western sign for "A-O.K."


Journey now to Bangalore. After a crawl through the city's notorious traffic and a bone-rattling ride over a cratered road that washes away with each rainfall, the four-wheel-drive van arrives at the glistening, ocean liner-shaped headquarters of Jubilant Biosys. The laboratories inside are world-class. But when equipment fails, repairs often take a week, scientist Ajith Kamath explains sheepishly. Lunch is Domino's pizza with toppings that include corn, Indian paneer cheese, and hot spices. Turns out Jubilant is co-owner of India's Domino's franchise.


At first glance, companies such as Jubilant and Piramal may seem too undeveloped—or perhaps just too culturally remote—to rub shoulders with the world's top pharmaceutical makers. But judging from all the deals taking shape in India, they may have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in the industry's future. In recent months, Western executives have been flocking to India's hastily built science parks, looking for allies in the never-ending quest to develop blockbuster treatments. With little fanfare, they've started a process that could lead to wide-scale outsourcing of drug research to Asia.


Five Western companies have formed drug discovery partnerships with Jubilant, including Eli Lilly (LLY), Amgen, and Forest Laboratories (FRX). Lilly is also partnering with Piramal, as is Merck (MRK). Every month deals are signed with India's elit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 goal is to take promising compounds discovered by the multinationals, run tests to weed out the weakest candidates, and develop some of the others into marketable drugs. Eventually the Indian partners also hope to rack up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that lead to entirely new medicines for diseases such as Alzheimer's, cancer, or diabetes.


Looking beyond India's potholed streets and poverty, Western drug executives say they've forged a powerful model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he timing is no accident. Despite spending billions at home on technologies to turn gene-based discoveries into new medicine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struggling to come up with revolutionary products that will pull them out of a five-year slump with virtually no revenue growth. In desperation, the drug giants are paying hefty premiums to swallow biotech companies—witness Roche's $44 billion bid to purchase Genentech (DNA) in July.


What the multinationals now seek from India is the same combination of brainpower and cost savings that made the subcontinent a leader in software and computer services. Some Western companies are volunteering to share 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on new discoveries and even divvy up the profits. "It's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R&D enterprise," says Robert W. Armstrong, Lilly's vice-president for global external research. "We have to think in a totally different mode."


The rush east, where five PhD chemists can be had for the cost of one in the West, entails risks. At a time when Pfizer (PFE), AstraZeneca (AZN), and others are slashing U.S. R&D jobs by the thousands, the buildup in Asia is bound to set off alarms that America is sacrificing another key industry through radical outsourcing. But if the strategy works, it could save the drug industry billions of dollars, bring down the prices of new drugs, and accelerate breakthroughs.


The impact of research outsourcing will be amplified greatly as China, with an even bigger pool of biochemists, expands its role. Lilly, Sanofi-Aventis (SNY), and others have already struck up partnerships there. China has "extraordinary potential," says Eric J. Topol, former chief cardiologist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who advises HUYA Bioscience, a drug licensing venture based in San Diego. China could yield "a flood of potentially important therapies.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he East-West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re new and have yet to produce a single drug. But many Western executives say they're stunned at how quickly the Indian industry is achieving targets set by the joint ventures. Just a few decades ago, India was a outcast in the pharma business. To the outrage of Western multinationals, New Delhi in the 1970s declared it would cease honoring patents on pharmaceuticals. Thousands of generic drugmakers then sprouted up, reverse-engineering Western medicines and distributing them in India and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ndian executives argued they were providing a social service, selling antibiotics, say, for a fraction of what Western patent holders demanded. In the 1990s, Indian generics makers Cipla and Ranbaxy Laboratories started selling AIDS cocktails in India and Africa at just $1 per dose.


Even Indian drug executives, however, realized the knockoff business is a dead end. Almost all of India's top pharma managers say their cherished goal is to stamp out diseases in the Third World. That will require breakthrough medicines, not factories full of pirated generics. They also recognize the only way to jump-start a modern industry i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Western drug companies. So in 2003, New Delhi reversed course and said it would protect the rights of foreign patent holders.


The first collaborations involved fairly simple lab work, mainly to save on labor costs. The Indians wanted more responsibility. But while India had plenty of good chemists who could crank out drug knockoffs, it lacked biologists with the deep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develop novel compounds.


When Sandeep Gupta, a former Forest Labs research director, toured Indian pharma companies in 2006, he urged the CEOs to import talent fast. "I told them unless they expanded their biology capability, I couldn't [make deals] with them," he says. Soon, local drugmakers were snatching up thousands of Indian-born biologists who had trained abroad and offering them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Jubilant nabbed Kamath, a 14-year veteran of Pfizer, to head its nascent structural biology department, and V.N. Balaji, who had worked at Monsanto (MON) and Allergan (AGN), as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The company quickly expanded its team of 50 chemists and drug discovery experts to an army of 700. "If you told me five years ago this would all be here today, I would have replied 'no way,' " Kamath says.


Over time, the partnerships evolved into co-development arrangements. The turning point was a 2003 collaboration between GlaxoSmithKline (GSK) and Ranbaxy. Glaxo handed over novel compounds thought to have medicinal value and offered its Indian partner a share of the 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and millions in royalties if it could help develop a commercial drug. Western drug companies have announced about $400 million worth of such deals so far, but the total value is probably much higher. BristolMyersSquibb, for example, has expanded a research partnership with Bangalore-based Biocon. It includes a state-of-the-art research facility that will house 400 scientists—the cost of which has not been announced.


For the Western partners, the first objective in these alliances is to cut costs. In the U.S., specialized research outsourcing firms will charge a drug company $250,000 and up for the full-time services of a PhD chemist. With an Indian partner, the same work can be done for roughly one-fifth the cost. But what Western companies long for,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replenish their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s. It can cost as much as $100 million to nurture a potential drug from a germ of an idea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tested in people. After all that, the odds of any drug winning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al are just 1 in 8. By conducting many experiments in low-cost Asia, the drug companies believe they can run more projects while keeping R&D budgets flat. In other words, they gain "more shots on goal"—a phrase that gets repeated so frequently you'd think it's a quote from a sacred Indian text.


The other catchphrase that comes up constantly is "fail fast, fail cheap." When scientists study potential drugs in the test tube and then in animals, they detect many problems that ultimately cause drugs to fail, such as toxic side effects or inadequate absorption in the body. Killing projects at that stage is essential, because most of the cost to develop a drug—a few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typically—comes later, during human clinical trials. In effect, Western drugmakers want to front-load the failures through early-stage screening in India, says C.S.N. Murthy, CEO of Bangalore-based Aurigene. "Here, you can get four failures for the price of one."


In the early days, Western executives were suspicious of their Indian partners with their history drug knockoffs. Yet they were also powerfully attracted. Mervyn Turner, a senior research vice-president at Merck, says his first trip to India in November 2007 was "mind-blowing."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local companies' yearning to do world-class research and by their passionate, charismatic leaders. In Mumbai, he met Piramal, the Harvard-educated daughter of a textile mogul, who explained that she chose medicine to find a cure for polio. She's "a force of nature," he says.


A look inside Forest Lab's partnership with Aurigene shows both the strengths of the new research model and the hurdles it faces. Forest has given Aurigene some prized, proprietary data on how novel drugs might attack metabolic disorders such as diabetes. Aurigene's job is to screen a library of therapeutic chemicals and come up with a drug. Each company has assigned three senior staff to a "joint research council," and parallel teams of chemists and biologists keep in constant touch via teleconferences. Murthy says speed is of the essence. While large U.S. labs struggle with bureaucracy, "in a place like this, a scientist makes some computations in the morning, and by the afternoon he has all the data. He doesn't call a meeting. He walks up to a colleague and stands over him until he gets what he needs." Forest and Aurigene recently designed a drug and started animal tests in just three months—a quick kick-off by U.S. and European standards.


Western drug companies are giving Asian partners more responsibilities than they ever imagined. Suven Life Sciences, an Indian startup in Hyderabad, is co-developing drugs for brain diseases with Lilly. As part of the deal, Suven can work on its own drugs for Alzheimer's, obesity, and Parkinson's disease, provided they don't compete with jointly developed products. Early on, Lilly sought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Suven's own research. "We didn't have any flexibility," says CEO Venkat Jasti. But as the relationship evolved, Jasti prevailed on his U.S. partners to toss that paperwork in the trash. "We can't do it the Lilly way," Jasti says. "Innovation comes from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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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Expectations


The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 once the envy of fellow industries for its year-on-year surging profits – has suddenly found itself staring at a crisis.


With the soaring costs of bringing a drug to market blowing holes in Big Pharma’s profits, NGP looks at how AstraZeneca’s David Brennan, GlaxoSmithKline’s Jean-Pierre Garnier and Schering-Plough’s Fred Hassan are striving to strengthen the R&D pipeline.


Big Pharma is all too aware of the rocketing costs of R&D, especially if a drug falls at the last hurdle in testing. However, the industry is also waking up to the reality that many of its money-spinning blockbuster drugs are soon to come off patent, with rivals poised to pounce with generic alternatives. Add to the mix fears over drug safety, compliance issues, scrutiny over market practices and it sheds some light on why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most ten years the global pharma market failed to deliver double-digit growth 2004. Noises coming out of the industry indicate that improving R&D productivity is top of the agenda for Big Pharma bosses.


JP Garnier, CEO of GlaxoSmithKline (GSK), has witnessed first hand the cost of R&D during his 30 years within the industry: “Bringing a drug to market has seen a colossal rise from a couple of decades ago.”


How? “R&D swallows up most of this expenditure,” said Garnier, who believes this is borne out in the figures. “In 1980 the industry spent $2 billion in R&D and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pproved about 30 new products. Twenty years later the industry spent $26 billion and again the FDA approved 30 products.” On top of this, clinical trials used to cost around $2000 per patient in the early 1980s, compared with $20,000 nowadays. It is statistics like these that have got industry analysts asking whether the age of the blockbuster is dead.


“Clinical trials in the US have become an extremely expensive proposition,” Garnier explained at a recent conference. “When you move a trial from the US to Poland or India you go from about $20,000 per patient down to about $2,000 to $3000 – huge savings. I’m not saying I won’t do clinical trials in Europe or the US anymore, but I don’t have to do all of them there.”


AstraZeneca, Europe’s third largest drug maker, is a case in point of a manufacturer with lucrative patents running out on its best selling products. CEO David Brennan has vowed to make it his priority to strengthen the company’s weak product pipeline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issue. Indeed, 2006 has been a difficult year for the pharmaceutical giant in terms of drug development, culminating in the announcement that its potential blockbuster for treating stroke patients had to be pulled at Phase III of clinical trials. NXY-059, which fared no better than a placebo during testing, was predicted to generate more than $3 billion in sales. This bombshell for shareholders follows a series of unsuccessful trials, which include the blood thinner Exanta and lung cancer drug Iressa. Brennan described the latest setback as a “disappointing”. The failure of NXY-059, thought to have cost AztraZeneca around $12 million, overshadowed strong third quarter results. Earnings rose by 34 percent – beating analysts’ expectations – while sales were up by 11 percen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For the third quarter we have produced a strong set of results, and have increased the financial targets for the full year,” said Brennan. “I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is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momentum and to strengthen the pipeline.”


Commenting on the company’s pipeline, Brennan said: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to our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pipeline: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our in-hous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aggressively pursue promising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from external sources; and, beginning with our offer for 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 build a major international presence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therapeutics to complement our small molecule capabilities.”


On the back of the latest drug trial disappointment the Anglo-Swedish group is being urged by its major shareholders to inject around $4 billion in order to stave off generic rivals. Calls are also being made for Brennan to look to purchase drugs being produced outside company by acquiring a smaller company. AstraZeneca now has just one product, a cardiovascular drug in the pipeline, which could start generating sale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It’s biggest selling drug Nexium, prescribed for heartburn, could be the next big earner in the drug maker’s stable to suffer at the hands of cheaper generic alternatives. While Brennan is confident that Nexium, which racked up $4.6 billion worth of sales last year, will keep the company ticking over but question marks hang over whether they can underpin future earnings growth.


“We know what it will take to continue to deliver a strong performance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Brennan said. “While new products will play a role, many of the ingredients for continuing our momentum can be found in our current product range. Effective lifecycle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excellence in support of key growth products such as Symbicort, Crestor and Seroquel should continue to drive top line growth. This will give us the potential to grow sales in line with projected market growth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continued cost discipline, the delivery of earnings growth ahead of sales is within our reach.”


Brennan, who took up the top job in January, knows he will have to demonstrate his mettle and leadership in the next 12 months to drive this ship through the storm and keep shareholders satisfied.


R&D: the money pit?


Another pharma boss feeling the pinch in terms of drug discovery costs is Schering-Plough Chairman and CEO Fred Hassan. He said the mount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drug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trials is threatening to undermine the industry’s business model.


“The total cost to bring a molecule from the lab to the patients is as much as $1.5 billion. When you lose products in Phase II or Phase III or pre-registration, the cost is enormous. You may be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down at that point.” Hassan continued: “That explains why the business model is under threat: the ability to devise new molecules through R&D and bring them to market is not keeping up with what’s being lost to generic manufacturers on the other end. This situation requires new thinking, new urgency, new capabilities.”


So what is Schering-Plough, which invested $1.9 billion in R&D in 2005, doing to improve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drugs from the lab to the patent?


“It is not a linear process; there are many parallel processes – you need a lot of feedback and to correct by what you learn to go forward.” Hassan continued: “We work on simplifying the basics of moving these molecules through. We designate certain projects as a high priority and they have my attention as CEO. We have one major decision-making body that promotes projects from one phase to the next. The head of every function whose input is needed – clinical trials, toxic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is at the table. This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dealing with complexity.”


Hit the target


Garnier said that R&D at GSK,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pharma company, was identified as needing a shake-up back in the mid nineties. “It has been a seven to 10 year journey from the time we realised R&D productivity was declining to the time we turned the corner. The true answer is not to flee the scene but solve the core problem and turn the corner in terms of R&D productivity,” he said.


“If you can make your R&D engine work well then you can create enormous shareholder value. First you have to have the tools that will help you discover those drugs more quickly.” This is because, as Garnier puts it: “A fool with a tool is still a fool.” And with so much resting on the product making it through trials and onto the drug market, said Garnier. ”You have to treat R&D as a business and try to do it in a more cost efficient manner. I hear my colleagues complain that it costs $1 billion plus to discover new drugs but if you improve R&D productivity you bring down that number significantly.”


Garnier believes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molecule testing needs also to be looked at: “Very worrying is the attrition in the pipeline – the time up until launch – where 93 percent of the molecules don’t make it, a figure that slightly less for the biotechs. This is a problem that we clearly need to address…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pick the target with drug discovery. There is this magic moment where you hit a target and you commi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 so you better pick right.” Garnier likened this to the search for oil. “Science is game like drilling for oil. You can halve the odds by drilling in more favourable territories but the companies like Exxon Mobile and BP succeed because they place so many bets.”


Investors see GSK’s R&D pipeline as opaque, many different drug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 making it hard to assess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There are also grumblings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releasing enoug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its top-selling asthma drug medicine. Bosses are also accused of holding onto data on the largest ever study carried out into diabetes, which could have a massive effect on GSK’s Avandia. Ganier refutes claims tha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s pipeline is kept from shareholders. However, the company’s these investors will want a little more convincing that GSK has the products in the pipeline to keep it at the top of the pharmaceuticals tree. After all, GSK is another drug maker with revenues from its biggest earners, such as its anti-depressant, Wellbutrin XL, under threat from the generics.


There is good news. The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reaching retirement age means our craving for medications is not going to wane soon. “Society as a whole wants new drugs and vaccines, especially with the baby boomers getting to the age where they are going to depend on drugs and vaccines,” said Garnier, who will retire himself in 2008.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eeting this demand is only going to be achievable by fixing a thinning R&D pipeline and developing future blockbusters. Only then will we shareholders again be able to charge their glasses and toast the industry’s long-term growth.




The Turnaround King


Fred Hassan explains how he put ailing Schering-Plough back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One man who has weathered the storm is Fred Hassan, Chairman and CEO of New Jersey-based Schering-Plough. Hassan, who has a reputation for reviving the fortunes of pharma companies and rebuilding value, had to get to grips with an abundance of problems when he sat down at his desk in 2003. Similar to AstraZenaca’s challenges, Schering-Plough’s most lucrative product, the allergy treatment Claritin, was facing generic competition, along with a number of other medicines the firm owned. The knock-on effect was reflected in the profit line, which made for uncomfortable reading, as Hassan explained in an interview with PricewaterhouseCoopers. “First, we had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of the past – there were many, many issues hanging over the company. Second, we had to stop the cash burn. We were burning cash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in pharma, and there were no previous models in the industry for dealing with it. On top of that, we had major commitments to upgrad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It didn’t end there, though, Schering-Plough suffered a serious drop in cash flow from all the dollars it was shelling out and faced severe litigation issues relating to its marketing practices. Under the terms of a consent decree issu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less than a year earlier, Schering-Plough was committed to an unprecedented, broad and costly program to upgrade compliance and quality at its primary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s well, the company had been required to ‘disgorge’,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ecree, $500 million to the US government. Despite these tough challenges, in just two years the turnaround at the company was striking. Schering-Plough, which employs 30,000 people worldwide, found itself back in the black in 2005 with net sales of $9.5 billion.


In terms of personnel, Hassan made strategic changes after his appointment. “Where we found strong players within the company at various management levels, we retained them. We brought in various people who had worked with me previously, because in a stressed situation it can be valuable to bring in people whom you know from experience can tackle the problems.” Hassan also identifie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marketing side of the business and install a strong global HR function. The drug maker also hired a new CFO and new chief legal officer. A new role was created for the CCO, reporting directly to the CEO. “My approach is usually to have three waves of change in management. The first is very early actions, the second might be six to 18 months after being in a certain situation, and the third might be 20 to 48 months out when you try to rectify the mistakes you have made in the first wave of changes. Generally speaking, every three to four years there’s so much change in our environment that the entire top team needs to be revalidated – including the CEO.”


During the company’s troubled period there were some stakeholders keen to voice their opinion as the best way forward, as Hassan explained. “Some in the activist investor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any could be restructured into a successful smaller business by eliminating drug discovery, primary care or both.” Hassan, on the other hand, was firmly opposed this idea. “My sense was that they wanted stabilization of the company so that they could exit. Within the company we wanted stabilization so that we could resume growth ¬– a wholly different goal. If we let go of the drug discovery engine we would be mortgaging our future. If we let go of the primary care we would be giving up on our single best opportunity for building long-term value – the cholesterol business.”


Although the company faced a difficult short-term future, Hassan and his team were confident that they could ride out the storm. “By the light of common sense we knew that the immediate future might be very painful, but we also knew that we shouldn’t close down our future as a broadly capabl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he people of Schering-Plough needed confidence that together we could restore the company, take pride in it and drive high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term.”


Schering-Plough’s turnaround demonstrated the all-encompassing skills that a CEO must possess, especially at an international drug maker. In fact, the role of CEO is constantly evolving with a much broader scope of work from, say, ten years ago. “If there is one common thread in this evolution, it’s the ability to manage complexity, which increases year to year,” Hassan said. “In our industry you are dealing with not only increasing globalisation but also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gendas, legal issues, regulatory matters and reduce societal needs and demands. CEO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tune into widely different issues and have peripheral vision. The classical model of the hard-driving P&L manager isn’t enough now, you have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all of these new or intensified issues.” David Brennan: “Effective lifecycle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excellence should continue to drive top line growth.”



Jean-Pierre Garnier: “I’m not saying I won’t do clinical trials in Europe or the US anymore, but I don’t have to do all of them there.”


Fred Hassan: “If there is one common thread in this evolution, it’s the ability to manage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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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R&D Engine in Big Pharma

To save themselve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ill have to break up their giant R&D organizations, overhaul core processes, and put passionate scientists back in charge.


by Jean-Pierre Garnier






Historicall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been a leader i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value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s stock-market record has raised doubts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at history along with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industry’s health. From December 2000 to February 2008 the top 15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lost roughly $850 billion in shareholder value, and the price of their shares fell from 32 times earnings, on average, to 13.






The common explanation for investors’ loss of faith is the well-known perfect storm of trends—pricing pressure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legal entanglements, inroads by generics, and declining R&D productivity—that have increased the industry’s costs enormously and reduced its revenue and profit potential. I certainly agree that all of these trends are problems for the industry. But I believe that declining R&D productivity is at the center of its malaise.


Some critics question whether so-called Big Pharma can fix its R&D engine. They predict that more-nimble new enterprises like those in the biotech sector will supplant the lumbering dinosaurs. I strongly disagree. There are benefits to size: It provides the critical mass needed for global clinical development and acquiring crucial technology platforms.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ductivity problem is not to break up the pharmaceutical giants into smaller companies. It is to return power to the scientists by reorganizing R&D into small, highly focused groups headed by people who are leaders in their scientific fields and can guide and inspire their teams to achieve greatness. It is to seek the best science wherever it resides, inside or outside a company. It is to fix broken processes and promote a strong culture of innovation marked by a passion for excellence and an awareness that results matter. The basic philosophy for modern R&D should be to morph big into small in recognition of the fact that critical mass in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the size of one human brain.


We have been striving to do all these things at GlaxoSmithKline since 2000, when we began a sweeping reengineering of R&D. Our results to date suggest that we are on the right track. When we began our effort, the company had only two products in late-stage development—one of the smallest numbers in the industry—despite a decade of high R&D spending. Today we have 34 drugs and vaccines—the largest number in the industry, according to Cowen equity research. A study by CMR International, a respected pharmaceutical R&D benchmarking agency, compared eight Big Pharma players on key R&D metrics (pipeline fill and flow); it shows that our productivity is now two or three times as high as the average of our competitors.


Some of the unique actions we have taken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have already proved their value.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breakup of our formerly mammoth R&D organization into small cross-disciplinary groups, each of which is focused on a family of related diseases. Other potentially transformational initiatives are still works in progress. Our effort to untangle the process for pursuing breakthrough therapies from that used to develop the best medicine in an already-discovered class of drugs is the most notewort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ut I think many if not all of the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are applicable to other industries whose long-term survival depends on true breakthrough discoveries, not just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The business model of Big Pharma is straightforward. New products are discovered, developed, launched, and protected by various patents. Initially the products benefit from monopolistic—or at least oligopolistic—pricing. After 10 or 12 years, in general, patents expire and lower-priced generics come in, wiping out the revenues of blockbuster drugs in a matter of weeks. R&D must continually replace older products with new ones to stop the revenue base from shrinking. The problem, of course, is that doing this has proved increasingly difficult.



2008年9月9日 星期二

Musicophilia

我在「生技失智雜談(一) 」裡曾經提到了幾個腦神經生理的實驗,沒有人解說的話,真是望之令人生畏。大腦是生命科學的黑盒子,可以探索的區塊極多,但卻極難。神秘的腦總是引起人們莫大的興趣,但是艱深聱牙的專業詞彙又讓人難以親近。下面三篇文章分別依序摘自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三本書的第一章:「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及「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透過奧立佛的筆,無須擁有專業艱深的腦神經生理知識也可以掩卷讚嘆腦功能的奇幻與瑰麗,奧立佛何其有幸得以沉浸在這樣的領域裡進行研究。前兩本書我目前手上都有,但都是舊版的封面,現在已經改版重印了;第三本是天下新出的書,在天下的網站可以購得。奧立佛有自己的專屬網站,有興趣者不妨一遊。「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這本書原書名叫做「Musicophila」,比起中文書名簡潔有力,是以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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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色彩的畫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我接到這樣一封信:


我剛過六十五歲,是個頗成功的畫家。今年一月二日,我開車出去,被一輛小卡車撞到我車子的右側。我來到當地一家醫院的急診室,當時醫生告訴我說,我有腦震盪。在做眼部檢查的時候,發現我無法分辨出字母與顏色。那些字母看來就像希臘文字。我看每樣東西的感覺,就像在看黑白電視螢幕一樣。過了幾天,我認出字母來了,我的視覺變得跟老鷹一樣,能把一條街以外一隻扭動的蟲看得清清楚楚,視力簡直銳利無比。然而,我竟是徹底的色盲。


我去看過許多眼科專家,他們對這種色盲病情毫不了解。我求診於神經科醫生,也是無功而返;催眠中的我仍然分辨不出顏色,我曾做過各式各樣的測驗,隨便你說個名稱,我都做過。我那隻棕色的狗變成暗灰色,蕃茄汁是黑色,彩色電視成了一堆亂糟糟的東西……。


此人又繼續寫著,問我以前有沒有遭遇過這種問題;我能不能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我能不能幫他?


這似乎是一封驚人的信。一般人所知的色盲,都是天生的,像是無法分辨紅色、綠色或是其他顏色,或是由於視網膜反應色彩的錐細胞有缺陷,以致於完全看不出任何顏色,不過這種情形極為罕見。但是,顯然這位寫信來的艾先生情況絕非如此。他一輩子都很正常,打從出生以來,視網膜內的錐細胞就很完整。在視力正常了六十五年之後,他卻變成徹底的色盲,彷彿「看黑白電視螢幕」似的。事出突然,跟視網膜錐細胞可能發生的緩慢退化互相矛盾,卻反而顯示出,有更複雜的病情發生在腦部專司色彩知覺的部分。


完全色盲


儘管在三世紀以前,即曾有文章描述腦部受損引起的完全色盲,其現象卻極罕見,.也十分重要。它一直令神經學專家感到好奇,因為正如所有神經的瓦解與毀滅一般,完全色盲使我們得以一窺神經構造的機制--具體來說,也就是頭腦如何去「看」或是製造色彩。徹底色盲發生在一名畫家身上,更令人加倍好奇。對畫家而言,色彩是最重要的,他可以直接畫出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因而將其奇特的病痛,其實傳達出來。


色彩並非小事,而是數百年以來,藝術家、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無比好奇的焦點。青年時代的史賓諾莎第一篇論文,就是以彩虹為題;牛頓年輕時最令他雀躍的,即是發現白色光的組合成分;歌德偉大的色彩研究也如同牛頓的發現一般,始於一片三稜鏡;十九世紀的叔本華、楊格、赫爾姆霍茲與馬克士威,都受到色彩問題的魅惑,而維根斯坦最後一篇作品,即是他的《色彩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十之八九的時間,卻忽略了色彩的大秘密。從艾先生的個案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索並不明顯的大腦機制或是生理學,更能研究色彩現象學,以及色彩對個人共鳴的深度與意義又是如何。


接到艾先生的來信之後,我和好友兼同事華瑟曼連絡,這位眼科專家認為,我們需要一起深入研究艾先生的複雜病情,可能的話,也必須儘量幫助他。我們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和他第一次見面,他身長而削瘦,有一張精明、聰慧的臉孔。儘管他因為病情的關係而神色沮喪,態度卻很快熱絡起來,開始生動又幽默地與我們交談著。他說話時一逕抽著菸,不安的手指上沾有尼古丁的污跡。他描述身為一名畫家極為活躍且豐富田的生活,早從他在新墨西哥追隨名畫家歐奇芙中的日子,一九四○年代在好來塢畫布景,一百到五○年代在紐約成為抽象派風格畫家,以及後來擔任藝術指導,以及商業畫家的經歷。


被遺忘的車禍


我們得知他的意外也伴隨了短暫的失憶症。在車禍發生當時,顯然他還能夠向警方清楚交代發生意外的情形,當時是一月二日的下午;可是,之後由於他頭痛愈來愈厲害,於是回家休息,他對太太抱怨頭疼得很,也覺得迷糊,但對車禍之事竟然隻字未提。後來他陷人一場長長的昏睡。一直到次日上午,他妻子看見車子的側邊凹進去一大塊的時候,才問他怎麼回事。但她問不出個所以然(「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人倒車時撞到了。」),這時她曉得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之後,艾先生開車到畫室,發現桌上有一份警方的車禍報告。他出了一場車禍,但奇怪的是,他卻毫無記憶。或許那份報告可以使他恢復記憶,然而拿起報告一看,他卻什麼也看不懂。他看見不同大小的字體,個個清晰無比,但看起來卻像「希臘字母」或是「希伯來文」。即使用放大鏡看也沒用,只是讓「希臘字母」或「希伯來文」變大一些罷了(這種無法讀字的失讀症持續了五天,後來就消失了)。


艾先生這會兒認為他一定是得了腦中風,或是因為車禍而腦部受損了,於是他打電話給醫生,後者為他安排到當地醫院做檢查。正如他第一封信中所說的,雖然此時已檢查出他無法辨別色彩,也不會認字,但他一直到次日,才知覺到眼前的色彩已完全改變。


當天他決定到畫室工作。他明明知道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但卻覺得自己竟彷彿在霧裡開車似的。每樣東西似乎都霧茫茫的,變成白色、灰色、一片模糊。快開到畫室的時候,他被警察打手勢攔住車,他們說他闖過兩個紅燈,問他知不知道?他說他不曉得,不知道自己闖了兩個紅燈。他們發現他並沒有酒醉,而且顯得一臉困惑與病容,於是給他一張罰單,並且建議他求醫。


艾先生終於來到畫室時,心中鬆了一口氣,以為那一片可怕的霧會就此消失,一切又會清楚起來。可是他一跨進門,發現原來掛滿了色彩繽紛圖畫的畫室,如今卻成了徹底的灰色,或是完全沒有色彩。他向來以繪畫抽象色彩著名,這會兒的畫布,居然是灰灰、白白或是黑色的。他的畫--曾經充滿了聯想、感情與意義--如今看來,竟是那麼的陌生,而且沒有任何意義。直到這一刻,一股莫大的失落感向他襲捲而來。他這一生都是個畫家,而今連他的藝術也變得毫無意義,他簡直不能想像日子該如何過下去。


往後的幾個星期變得非常難過。「你可能以為沒有色彩的感覺,又有什麼大不了?」艾先生說。「我的一些朋友就這麼說,我太太偶爾也這麼想。但是,至少對我而言,這實在是太可怕,也太令人作嘔。」他明白每樣束西的顏色為何,而且知道得十分確切(他不但能說出每種色彩的名字,更能一一指出各種色彩在色卡上的編號,因為他已使用這種色卡多年)。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辨認出梵谷撞球桌的綠色,用的是哪一號的綠色調。他對最偏愛的每幅圖畫所用的每一種色彩都十分清楚,但現在他再也看不見這些顏色,即使用心靈的眼睛去看,也看不到了。現在也許他只能靠言語上的記憶,才知道什麼是色彩。


他失去的不僅是色彩,出現在他眼中的一切,都是可厭的「骯髒」模樣;白色刺眼,有些褪色的感覺,而且不是很乾淨的白色;黑色也是濁濁的--一切都不對,不自然、髒兮兮、不純淨。


灰色世界


艾先生也幾乎無法忍受人們變了樣的長相(彷彿會動的灰色雕像),更受不了自己在鏡中的影像;他迴避社交活動,性交更是不可能。他看見人們的肉、妻子的肉,以及他自己的皮肉,都是令人嫌惡的灰色;對他來說,「肉色」如今看來成了「老鼠色」,即使他閉上眼睛也是如此,因為他逼真的視覺心像雖然保留下來,但卻喪失了顏色。


一切都「不對」不但令人困擾,更叫人厭惡,而且日常生活中每種事物皆是如此。他發覺食物令人作嘔,因為每樣食物看來都灰灰的、死死的,他必須閉上眼睛才吃得下去。但這也沒多大幫助,因為他心中一顆蕃茄的形象,就像他眼中看見的一樣漆黑。因此,在無法修正心中意象的情況之下,他轉而只吃黑色與白色的食物--如黑橄欖與白米,純咖啡與酸乳酪。這些至少看起來比較正常;而大部分正常顏色的食物,看來卻恐怖無比。他家裡那條棕色的狗,如今看來好奇怪,他還真想另外養一隻大麥町算了。


他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與痛苦,從紅綠燈號的混亂(現在他只能從燈號位置來辨別紅燈或綠燈),到完全無法選擇衣服(他妻子必須先把衣服挑好,但他對這種倚賴性實在難以忍受,後來他把抽屜與衣櫥裡所有東西分門別類--灰色襪子放這裡,黃色放那兒,領帶寫上標籤,外套與西裝分類,以防他搞混,或是搭配色彩極不調和的衣服一。餐桌上各項物品的位置也必須固定,否則他可能錯把芥茉當成美乃滋;或者他有可能抹上「黑色」的東西,而錯把蕃茄醬當成果醬。


幾個月就這麼過去二,他尤其懷念春天繽紛的色彩--他向來愛花,可是現在他只能從形狀與味道來分辨。藍?鳥不再色彩斑攔;奇怪的是,原本亮麗的藍色,如今看在眼裡,卻成為淡灰色。他再也看不到天空中的白雲,雲的雪白成了他眼中摻雜著灰色的白色,無法從天空的藍色中分離出來,因為藍色似乎褪成淡灰色。紅椒與青椒也完全分辨不出來,但這是由於兩種顏色看來都是黑色。他看黃色與藍色時,則都近乎成為白色。


艾先生似乎也經歷一種極度的色彩對比,他不再能夠分辨出細微的色調差異,在直接日曬與強光下尤其如此;為此他以鈉燈的效果作了個比喻,在鈉燈的照射之下,色彩與色調的微妙差異不復存在,此外有一種特別的黑色膠卷--「如三X速度膠卷」--即可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比效果。有時候物體異常突出,就是因為過度的色彩與清晰度,正如側面影像一般。但是如果對比正常,或是稍弱的話,可能就完全看不見了。


因此,儘管他棕色的狗站在光線充足的路上,可以像側面影像一般清晰,但是只要狗兒跑到光線柔和且斑駁的灌木叢中,可能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的身影在半英里之外,可能仍看得見(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說的,之後他也常常提到,說他的視覺變得愈來愈清晰,「就像老鷹的眼睛一樣銳利」),但是直到人走得非常接近,他才辨認得出臉孔。這似乎是類似喪失對比色彩與對比色調,而非認知方面的缺陷,也就是並非喪失辨識物體的能力。


他開車時,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他總把陰影錯看成路面的裂縫或凹痕,所以會因為想避開,而突然剎車或轉向。


他覺得彩色電視特別難以忍受:其影像總是令人不悅,有時候完全一片模糊。他覺得黑白電視倒比較容易應付,因為他的視覺對黑白影像的接收比較正常,反而是每次看見彩色影像,總是覺得怪怪的,受不了(我們問他何不關掉顏色時,他說他認為「褪色」的彩色電視的色值,似乎跟「純」黑白電視不同,而且比較「不平常」一。但這會兒他卻解釋說,他的世界並不真的像黑白電視或電影,這點倒跟他第一封信不盡相同--倘若真像黑白電視或電影,日子反而比較好過(他偶爾會好希望能戴上一付小小的電視眼鏡)。


住在鉛鑄的世界


由於他很難讓人了解他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一般的黑白比喻又沒什麼作用,沮喪之餘,他終於被逼得在數週之後,弄出一個全灰的房間,一個全灰的畫室、灰色的宇宙,其中的桌子、椅子以及一桌子精致的晚餐,全部都畫上不同色調的灰色。習慣於「黑白」的我們,看見各種不同的灰色調滿布於三度空間中,其效果的確恐怖,跟黑白照片完全不同。正如艾先生所說的,我們接受黑白照片或電影,是因為它們是真實世界的代表 我們能夠看到的影像;或是我們不想看的時候,可以遠離的東西。然而對他來說,黑與白都是真真實實的,全面環繞著他,結結實實的三度空間,一天二十四小時存在於他的周遭。他認為唯一表達的方式,即是製造出一個全灰的房間,讓他人親身體驗一番--當然,他說,觀察者自己也必須全身畫成灰色,如此一來,他即成為周圍的一部分,而不僅是觀察而已。更重要的是,觀察者也必須和艾先生一樣,喪失對色彩的知識,他說這就好比住在一個「鉛鑄」的世界似的。


因此,他說「灰色」或「鉛色」都不足以描述他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他說他看到的不是「灰」色,而是一種一般經驗與普通言語完全無法比擬的視覺特質。


艾先生再也無法去逛美術館或是藝廊,當他看見最喜歡的圖畫的彩色複製品時,更是難以忍受。這不單是因為畫已盡失色彩,而是由於它們看起來「錯得離譜」,充滿了褪色的或是各種「不自然」的灰色調(黑白照片倒是好得多)。如果碰到認識的畫家,更教他心煩意亂了,他們的作品在他眼中的評價降低,使他難以分辨出畫家的身分--而他覺得這正是此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



皮博士是傑出的音樂家,也是深具知名度的演唱家。他任教於一所音樂學校,就在他和學生相處的過程中,某種怪異的現象開始出現。有時某個學生來到他面前,皮博士卻認不出他是誰,說得精準一點,是無法辨認他的臉。但只要學生一開口,他卻可從聲音認出對方來。類似的小狀況可說層出不窮,讓人既尷尬又困惑,也同時讓人害怕,有時更成了笑鬧劇。
因為皮博士不只愈來愈無法辨識旁人的「臉」,也會把沒有生命的事物看成是「臉」。在街上走著走著,他會以一種和藹的長者般的姿態,輕拍消防栓或停車計時器的頂部,把那玩意兒當成是小孩子的頭;有時,他會輕聲細語地和家具上頭的雕花把手閒話家常,然後在發現對方沒有回應後,一臉錯愕。
剛開始這些奇特的錯誤,總是被一笑置之,皮博士自己也是這麼想的──他向來不就是幽默過人,擅長開一些「白馬非馬」式的荒謬玩笑嗎?他處理音樂的能力依舊精湛;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相反地,他的感覺好極了。那些怪異舉動實在滑稽,但也滿有創意的,應該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不需要大驚小怪。
直到三年後他罹患了糖尿病,才發現事態嚴重。由於知道糖尿病會侵害眼睛,皮博士向眼科醫生求診,醫生做了詳細病史調查和視力檢查後,做出結論:「你的眼睛沒大礙,但腦的視覺部分恐怕有問題,這方面我幫不上忙,你需要去看神經專科醫生。」經由轉介,皮博士前來求診。

他用耳朵「看著我」


剛見面的剎那,可以明顯看出他並無一般的痴呆症狀,而是一位極有修養、魅力十足、言談舉止適切且流暢的人,還兼具了想像力與幽默感。我無法理解他為何被轉診至此。
不過,他的確有些奇怪的地方。他說話時面對我,感覺是向著我這邊,但又有些不對勁,那種感覺我也說不上來。我突然有個念頭:他是以耳朵面對我,而不是用雙眼。他不像一般人注視對方那樣地「看著我」,而是很奇怪地,雙眼快速轉動,從我的鼻子、右耳、轉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留意(說研究也不為過)這些個別部位,卻沒有看到我的整張臉、我臉部表情的變化、我整個人。
當下我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有種說不出的怪異,沒有人與人交談時該有的目光交會和表情變化。他看著我,他檢視我,到底是……
「你怎麼了?」我終於開口問他。
「我也不曉得,」他微笑地說:「但大家都認為我的眼睛有問題。」
「而你卻不知道自己的視覺有什麼不對勁?」
「我不知道!沒有特別感覺,不過我偶爾會搞錯。」
我離開診間,去跟他太太說幾句話。當我回來時,皮博士正靜靜地靠在窗邊坐著,神情專注,不過傾聽的成分好像大於觀看。「川流不息的車潮,」他說:「街市的喧鬧,還有遠處的火車,就好像在演奏一首交響樂,你不覺得嗎?你聽過奧涅格的交響詩『太平洋二三四』嗎?」
「多可愛的一個男人,」我心裡想著:「他會有什麼嚴重的問題呢?他會願意讓我幫他做檢查嗎?」
「哦,當然可以,薩克斯醫生!」

以為右腳是隻鞋
包括肌力、協調性、反射性、健康狀況等神經系統的檢查,都進行得很順利,讓我不再那麼擔心,他可能也覺得放心。直到檢查他的反射能力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左半邊有一點點不正常。我脫掉他右腳的鞋,用一把鑰匙去騷他的腳底,這個動作看似無聊,卻是反射試驗的必要步驟;之後,就起身去旋緊我的眼底鏡,讓他自行穿上鞋子。
出乎意料地,過了一分鐘,他竟然還沒有把鞋穿好。
「需要幫忙嗎?」我問。
「幫什麼忙?幫誰的忙?」
「幫你穿鞋啊!」
「哎呀!」他說:「我忘了!」但又低聲說了句:「鞋子?」、「鞋子?」
他看起來有點迷惑。
「你的鞋子,」我又重複了一次:「或許你該把它穿上。」
他不斷地往下望,專心地找那一隻鞋子,只是位置不對。最後,他的目光停在腳上:「這是我的鞋子,對不對?」
是我聽錯了?還是他看錯了?
「我的眼睛,」他帶著解釋的口吻,並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腳上:「這是我的鞋,不是嗎?」
「不對,那是你的腳。鞋在這兒。」
「哦!我當那是我的腳。」
是開玩笑嗎?他瘋了?還是瞎了?如果這是一次他所犯的「不可思議的錯誤」,我還真是從來沒遇過這麼奇怪的事。
我趕緊幫他穿上鞋子,免得事情更令人費解。皮博士自己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困擾;他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甚至還挺開心的。
我再次翻閱他的檢查結果,發現他的視力不錯,輕易就能看見地上的大頭針。不過,大頭針如果放在他的左邊,有時他會找不到。

見樹卻不能見林
他可以「看」到東西,但他看到的是什麼呢?我翻開一本《國家地理雜誌》,請他描述書中的照片。
他的反應相當奇怪。他的目光會從一點跳到另一點上,就像他在看我的時候一樣,儘注意些小細節、小部分。色彩亮麗、形狀鮮明的事物,會吸引他的注意力,誘使他做出評論,但是沒有一次他看到的是完整的景象。他無法看見全景,只看得到細節,這些細節就如同雷達螢幕上的小光點。他始終無法與完整的圖像建立關係;也就是說,他始終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不管面對的是一片風景或某個景象,他都沒有感覺。
我讓他看封面,是一片?延不絕的撒哈拉沙漠。
「你看到什麼了?」我問。「一條河,」他說:「和一家旅店,有陽台伸出河面上,人們在陽台上享用晚餐;一支支彩色的陽傘,散落在各個角落。」他邊看(如果說這也叫「看」的話)封面以外的地方,邊胡謅些不存在的事物,好像真實照片中欠缺的,驅使他聯想出河流、陽台和彩色陽傘。
我的表情一定很驚訝,但他好像認為自己已經圓滿達成任務了。他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同時,他也一副認定檢查已經結束的樣子,起身去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握住他太太的頭,想把她的頭拿起來,戴上去。很明顯地,他錯把自己老婆當成一頂帽子!而從她的表情看起來,好像早已對這樣的事見怪不怪了。
我無法以傳統神經學(或神經心理學)來說明這一切。他許多方面的功能應仍相當正常,但某些功能毫無疑問地被摧毀殆盡,這真是難以理解。他怎麼能一方面錯認老婆是頂帽子,另一方面卻還能在音樂學校裡教書呢?
我得再進一步地了解、觀察,看看他在自己熟悉的居所,也就是家中,是什麼情況。

登門造訪,一探究竟
幾天後,我到皮博士家拜訪他們夫妻倆;我的手提箱裡放著「詩人之戀」的樂譜(我知道他喜歡舒曼),以及幾種奇形怪狀、測試認知能力的東西。皮太太把我引進一間挑高的寓所,這房子令人想起頹廢派的柏林。一架陳舊、巨大的貝森朵夫鋼琴,莊嚴地立在屋子中央,四周散布著樂器架、樂器、樂譜……。屋內還有書、畫等,但音樂才是重心。
皮博士走了進來,身軀微彎,心不在焉地伸長手,往那老爺鐘的方向前進。一聽到我的聲音隨即修正方向,來到我面前和我握手。彼此寒暄一番,閒聊了最近的音樂會和一些表演。抱著碰運氣的心情,我隨口問他是否能唱一曲。「詩人之戀!」他發出讚歎聲。「但我無法再看樂譜了,你來彈好嗎?」我說我試試看。在那架性能極佳的老鋼琴上,我這種技巧,彈起來也滿像一回事的。皮博士雖然上了年紀,卻有著費雪狄斯考般的醇厚歌喉;而且他的音感極佳,對音樂有著非常敏銳的理解力。由此可見,音樂學校繼續聘用他,絕非出於憐憫。
顯然皮博士腦部的顳葉還相當正常:他有極佳的音樂皮質區。但是不知他的頂葉及枕葉,特別是那些處理視覺的部分,出了什麼問題。我的神經檢查工具箱裡有「柏拉圖多面體」,我決定從這些開始試驗。
「這是什麼?」我抽出第一樣東西,問他。
「當然是個立方體。」
「好,那這個是什麼?」我炫耀似地拿出另一件東西問他。
他要求看仔細點。沒一會兒功夫,他有條不紊地說:「十二面體,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體來也難不倒我。」
他並沒有抽象形狀理解的障礙,那臉孔呢?我拿出一盒撲克牌,J、皇后、老K,還有小丑,他都迅速地辨識出,但畢竟這些是制式的圖樣;這麼做無法判斷他所看到的是臉孔,或者只是它們的固定樣式。我決定給他看我手提箱內的一本漫畫書。這次,還是如出一轍,絕大部分他都說對了:邱吉爾的雪茄與特大號鼻子,只要抓到了特徵,他都能辨識出臉孔。但卡通也是有一定的規格和模樣。現在就要看看他對於呈現在眼前的真實臉孔有何反應了。

只能靠特徵猜測身分
我打開電視,調成靜音,並找到了早期蓓蒂‧戴維斯的影片。一幕感情戲正在上演。皮博士沒有認出女主角,這或許是他對她本就陌生的緣故;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無法說明她的臉上或她父母的臉上有何表情,雖然在那一場煽情的戲裡,有熱切的渴望,揉合激情、驚喜、憎惡與憤怒的情緒,以及最後賺人熱淚的氛圍貫串其中。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來。他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也搞不清楚誰是誰,甚至連角色的性別也無法分辨;而他對這幕戲的評語更是和劇情相差十萬八千里。
他會有這種種困難的表現,唯一的可能是因為好萊塢電影與現實生活是脫節的。這讓我產生一個想法,搞不好他比較能夠判別真實生活的人物。屋內牆上掛著家人、同事、學生及他自己的相片,我選了一堆照片拿給他看,心中充滿著未知。結果是,在電影裡被視為有趣的,或者該稱為可笑的,在真實人生卻成了悲劇。他沒辦法從任何一張照片中認出半個人,連自己也同樣陌生。他認出了其中一張照片是愛因斯坦,因為他抓到了披頭散髮與鬍鬚的特微;另外一、兩個人的照片,他也是用同樣的方式認出來的。
  「呀,保羅!」他說,那是他哥哥的照片,「他的闊嘴、大門牙,化成灰我都認得!」但他是一眼就看出這個人是保羅呢?還是他基於對方的一、兩個特微,對其身分做出合理的猜測?把這些醒目的標記拿掉,他就又陷入五里霧中。但這不單單只是認知判斷,或者說神祕性直觀的問題,而是他的整個運作系統發生嚴重的問題。那些他眼光接觸到的臉孔,即使是親近、親密的臉,他都像是看到艱澀的謎題或考題一般。
他跟這些臉孔搭不上關係,對它們也視若無睹。沒有一張臉他認得出是你、我、他,只是將它們看成一組特徵:通通都是「它」。因此,他只是做了外觀上的直覺反應,而不是以人的容貌去辨識;也因而才會形成他這種沒有感情、瞎子摸象式的表達方式。一張臉,對我們而言,是一個人的外在表現,可謂是「以貌取人」;但對此,皮博士卻沒有這樣一個「人」的概念。一言以蔽之,他看到的都「裡外不是人」。

連玫瑰和手套都認不得
在到他家的路上,我繞到一家花店,給自己買了一朵價格不菲的紅色玫瑰花,別在鈕釦孔邊。這時,我把花拿下來交給他。他接過花的樣子,不像是一般人從別人手中接過一朵鮮花,倒像是從植物學家或形態學家手中拿到一份標本。
「大概六吋長,」他如此評斷:「有紅色的迴旋形狀,貼有一條綠色的線狀物。」
我以鼓勵的口吻說· 「不錯,那你認為它是什麼東西呢,皮博士?」
「不太容易表達,」他似乎有點為難:「它缺乏柏拉圖多面體單純的對稱性,雖然它可能具有更高層次的對稱形態……;我想這東西應該是一束花或是一朵花。」
「應該是?」我反問。
「應該是!」他語氣堅定。
「聞聞看,」我提出建議。他又是一陣錯愕,好像我要求他去聞一個高層次的對稱體,但他仍禮貌性地回應我這個要求,將花拿到鼻子邊。此時,突然地,他回到了真實世界。
「真漂亮!」他脫口而出:「初開的玫瑰,多濃郁的芬芳啊!」他開始哼唱出「褪色的玫瑰,乾萎的百合……」。看來,現實的東西,不一定要藉由視覺感受出來,嗅覺也是一種管道。
之後,我做了最後的一項試驗。因當時仍是早春涼意襲人的氣候,進門時,我把大衣與手套都扔在沙發上。
「這是什麼?」我拿起手套問他。
「我來看一看,好嗎?」他從我手中把手套接過去,開始檢視起來,就跟剛才檢視那些幾何體時一模一樣。
「是一片連續的表面,」他終於開口說道:「它把自己包起來了。它好像有……」他猶豫了一下:「有五個小袋子,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有的,」我慎重地回答他:「你已經給了我一個描述,現在可以告訴我,是什麼東西嗎?」
「是某種容器?!」
「答對了,」我說:「那用來裝什麼呢?」
「裝該裝的東西!」皮博士邊說邊笑了出來:「有好多種可能,比如說,它可以是零錢包,裝五種大小不同的硬幣,也可能是……」
我打斷他的話,免得他再瞎掰下去。「你不覺得它眼熟嗎?你不覺得它可以用來放進,或者說適合,你身體的某個部位嗎?」
他的臉上沒有顯露任何豁然開朗的表情。
小孩子沒有能力體會,也說不出什麼「連續的表面……把自己包住」的話來,但是隨便一個小鬼,在看到手套的時候,就會馬上認出那是手套,同時會因為熟悉感,把它們和手聯想在一起。皮博士卻沒有。
他看到的東西對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在視覺上,他迷失在一個了無生機的抽象世界。無庸置疑地,他因缺少視覺上的自我,也就無法把這世界逼真地呈現出來。他對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卻無法與之當面對質。

不再有想像的美感
傑克森在談到失語症和左側半身不遂的病患時,說這些病患失去「抽象性」與「命題式」的思考能力,並將他們與狗兒相提並論(或倒不如說,拿小狗的標準來評判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皮博士的生理運作方式與一部機械沒有兩樣。他不僅像電腦一樣:功能雖超強卻沒有天地間的視覺感受;更令人詫異的是,他思考這個世界的方式與電腦如出一轍──只憑一些關鍵性特徵和程式化的關係。程式是可以靠著一套「辨識精靈」分辨出來,即便是對現實一無所知也沒關係。
即使做了這麼多的試驗,皮博士的內心世界對我來說,仍是一片模糊,而他的視覺記憶及想像力是否仍完整呢?我要求他假想由北邊進入本地的某個廣場,在走過它時,想像會經過哪幾棟建築物。結果他列舉出的建築物全都在他的右邊,沒有一棟是在他的左邊。接著我請他想像由南方進入廣場,這次說的也全都在他的右邊,正好就是那些先前遺漏掉的建築物。前次那些由心中「看」到的建築物,此刻都沒被提到;大概是被「遮蔽」了。如此證明他的左邊確有問題,他的視野上的缺陷,是內外同體,因為他的視覺記憶和想像也正被蠶食著。
而他腦中對層次更高的事物的內在描繪能力又是如何呢?想到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全憑他的想像力賦與生命,我就詢問皮博士有關《安娜‧卡列尼娜》這部作品的種種。他輕而易舉地說出內容,沒漏掉半點故事的架構,但卻完全遺漏需要用雙眼去感受的角色外表、情節變化與場景轉換。他記得人物的對白,卻對他們的容貌毫無印象。他可以逐字逐句近乎完美地引述劇中的對白,但他對原著的視覺描述顯然是一片空白,且缺乏真實的感覺、想像及情感,因此他也有內在的辨識不能。
毫無疑問地,他的缺陷只存在於幾種特殊的視覺功能中。皮博士辨識臉孔及景物的能力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可說幾乎喪失了。但認出事物架構的能力仍完好無缺,搞不好還更強化。當我絞盡腦汁和他下棋時,他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地看清楚棋盤上棋子的移動。事實上,他三兩下就把我打敗了。
盧力亞說查契斯基不再有下棋的能力,可是他鮮活的想像力卻沒受到任何損傷。查契斯基和皮博士兩人的世界,簡直就像是鏡子的裡外,是相互映照的。但他們之間最可悲的相異之處是:盧力亞說查契斯基「如同地獄行者般,以那不屈不撓的黏功,極力平反他失去的機能」。然而,皮博士沒有任何奮鬥的跡象。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也不曉得已經喪失很多功能。但到底誰比較悲哀呢?誰受到的詛咒較多呢?是知悉病情的人?還是渾然未覺的人呢?

疾病帶來的禮物
檢查結束後,皮太太招呼我們用餐,餐桌上擺了咖啡及一些可口小甜點,餓扁了的他,口中邊輕哼著旋律,邊開始享用甜點。他以一種輕快、流暢、不假思索、優美的方式,將盤子拉向自己,吃了這、又吃了那,整個動作進行得如潺潺流水般地富有旋律,形成了一首歌頌食物味美的歌,不曾停歇。
突然間,他被一陣落在門上的急促巨大的咚咚聲打斷。因為受到驚擾,皮博士不再吃東西,他動也不動地,呆坐在那兒,臉上有著漠然、呆滯的不知所措感。他看著餐桌,但眼神顯得非常茫然。在他太太倒給他一杯咖啡之後,濃濃的香味攝住他的鼻子,再度把他勾回現實。就這樣,又開始了吃東西的旋律。
我想著,不知他平常的作息會是如何?穿衣服、上廁所、淋浴?他太太進廚房時,我跟進去,問她皮博士如何處理雜務,譬如說,穿衣服。「就和他吃東西的情形一樣」,她解釋著:「我會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來放在固定的位置,他通常可以輕鬆地唱著歌完成這些動作。他唱著歌做每一件事,但如被打斷而失去連貫性,就會完全停住,衣服變得陌生,連對自己的身體也是這樣的感覺。他無時無刻不在唱歌──吃飯,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變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交談時,我注意到牆上的圖畫。
「是的,」皮太太說,「他有繪畫及歌唱方面的才能,學校每年都會展出他的畫作!」我好奇地逛了一圈,這些畫是依照年代的順序排列。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寫實,有著鮮明的情境,且一定都有深具巧思的細節和具體的內容。接著幾年的畫,變得欠缺活潑性、寫實性及那一分真實與自然,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抽象表現,偏重幾何與立體的手法。到了最後,這幾年的作品,在畫布上的呈現顯得毫無意義,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只有混亂的線條與顏料所造成的斑點。我對皮太太發表了上述的評論。
「哎呀!醫生,你怎麼如此庸俗!」 她反駁:「難道你沒看出他藝術風格的發展過程:如何掙脫早期的寫實主義,進展至抽象、非表象的藝術創作嗎?」
「不對,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自言自語(我不敢對皮太太說出這些話)。他的確經歷了寫實、非表象與抽象的過程,但這並非藝術家經歷的藝術風格轉型,而是一種病狀,逐漸惡化成為一種嚴重的視覺辨識不能,造成所有的想像與具象表達的能力、所有對具象和現實的感知能力都被破壞殆盡。牆上的畫是悲劇性病史的展示,屬於神經病學而非藝術。
儘管如此,我懷疑皮太太還是說對了一部分。衝突是常有的現象,病態和創作力常常巧妙地共存共榮,也許在他的立體派時期裡,有藝術創造與病態共同發展的成分,相互影響而形成一個具原創性的形式。既然他失去了具體想像的能力,想必在抽象的想像力上反而有所增進,進而發展出對線條、框框、輪廓等構圖元素有極佳的敏感度,像是以畢卡索般的眼光看待事物,並依此描繪現實中那些看不到的抽象構圖,而那具象的表現就……雖然在稍後的那幾幅畫裡,我們看到的恐怕只是一片混沌和一些無以辨識的意念。

陶醉在樂音圍繞的世界
我們回到那間放著貝森朵夫鋼琴的大廳,皮博士正輕哼著歌,品嚐最後的一塊大蛋糕。「好了,薩克斯醫生,」他對我說:「想必你一定發現我這個案例很有趣。你能告訴我哪裡有問題,同時給我一些建議嗎?」
「我無法告訴你哪裡有問題。」我回答:「但我想說的是,你的表現裡令人稱許的部分。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樂家,音樂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針對你的病情開處方的話,我會說,『充滿音符的生活』是解藥。在此之前,音樂是你的生活重心,此刻就讓它充塞你的心間吧!」
  四年過去了,我沒有再見過他,但我經常若有所思,皮博士不明所以地失去這種想像與視覺的能力,雖仍完整保有其動人的音樂性,但他該如何去詮釋這個世界。我想對他而言,音樂會取代想像力。他無法做形體的想像,卻可解讀肢體的音樂性,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動作及角色扮演可以這麼流暢,但一旦「內在音樂」停止後,他整個人會陷入無所適從、完全靜止狀態的原因。而對外界也一樣,這世界……。
叔本華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一書中提到,音樂是「純意志」的表現。如果時空倒轉,想必叔本華會欣然遇到皮博士,這位全然失去表象世界的人,卻讓空間迷漫著音樂與意志。撇開逐漸惡化的病情不談(在他腦中視覺區有個腫瘤或視覺區慢慢退化),該感謝上蒼悲天憫人,讓皮博士的這項功能自始至終都維持不變,就這樣陶醉在自己的音樂世界裡,並以音樂傳授學生,度過他的一生。






天打雷劈



四十二歲的東尼‧席可瑞是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小城執業的骨科醫師,名聲不錯。他身材壯碩、肌肉結實,大學時還是橄欖球校隊。一個午后,秋高氣爽,微風習習,他和家人在湖邊的亭子聚餐。他抬頭一看,發現遠方的天空飄著幾朵烏雲,好像快下雨了。


他走到亭子附近的公用電話,想打電話跟他媽媽說幾句話(那時是一九九四年,行動電話還很罕見)。接下來發生的事,他仍記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還在跟我媽講電話。細雨飄下,遠方雷聲隆隆。我掛上電話,才跨出一步,就被雷劈個正著。我記得那公用電話傳來一道閃光,擊中我的臉,我整個人就彈開了。」


說到這裡,他似乎遲疑了一下:「然後,我覺得我往前飛。我左看右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我看到自己的身體躺在地上,我對自己說:『天啊,我就這麼死了。』我看到大家都跑到我身旁。站在我後方等著打電話的那位女士跪下來,幫我做心肺復甦術……我感覺自己在樓梯上飄,我的意識還很清楚。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知道他們沒事。接著,我被一道有點藍藍的白光包圍……覺得很舒服、平和,人生的高低潮都在眼前一閃而過。但我只是冷眼旁觀,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沐浴在純粹的思考、純粹的狂喜之中。我感覺自己在爬升,速度愈來愈快,而且往一定的方向。我對自己說:『我從來沒有這種榮耀的感覺。』突然間,我砰地摔到地上。我回來了。」


席可瑞醫師知道他已回到自己的身體內是因為疼痛--他的臉和左腳像被火燒灼般劇烈疼痛,那兩個部位正是電流進出身體之處。他了悟「只有活的肉身會感到疼痛。」他想回去那個極樂之境,想告訴那個女人不要再幫他急救,讓他走吧,但是太遲了,他已回到塵世,回到自己的血肉之軀。過了一、兩分鐘,他終於能開口說話:「沒關係,我是醫師!」幫他急救的那位女士,剛好是個加護病房的護士,她回答:「什麼沒關係!幾分鐘前,還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呢。」


警察趕到現場,想幫他叫救護車。他說不必了,但看起來有點神智不清的樣子,於是警察送他回家(他覺得「這一趟好像花了好幾個小時」)。回到家後,他才打電話連絡自己的心臟科醫師。醫師幫他檢查之後,認為當時可能是暫時的心臟麻痺,但現在一切正常,心電圖等檢查也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醫師說:「被雷劈,沒死,算你命大。」他認為席可瑞應該沒事了。


席可瑞覺得精神不濟、反應遲鈍,很不尋常,於是去看一位神經內科醫師。他還發覺自己的記憶力減退,有些熟人的名字他居然想不起來。醫師為他做了檢查,包括腦波檢查和磁振造影掃瞄,似乎還是沒有異常。


幾個星期過後,他覺得精神好多了,就回去醫院工作。雖然他的記憶仍然有點問題,偶爾會想不起某些罕見疾病或手術的名稱,但開刀技術和以前一樣好。又過了半個月,他的記憶已完全恢復。他心想,那意外事件該已煙消雲散。


然而,最驚異的事才要開始發生,即使是到今天,距離遭到雷擊的那個午后已十二年了,席可瑞還是覺得不可思議。就在他的生活似乎恢復正常兩、三天後,突然有股強烈的渴望,想要聽鋼琴演奏的音樂。過去的他完全不曾如此,他說,小時候雖然上過幾堂鋼琴課,「不過沒什麼興趣」。他家裡也沒鋼琴,平常聽的音樂多半是搖滾樂。


因為突然瘋狂愛上鋼琴音樂,他買了一堆CD。其中,他特別喜歡阿胥肯納吉彈奏的蕭邦精選集,裡面的「軍隊波蘭舞曲」、「冬風練習曲」、「黑鍵練習曲」、「降A大調波蘭舞曲」、「降B小調詼諧曲」,他百聽不厭。席可瑞說:「每一首我都喜歡得不得了,甚至想彈,於是我就訂購了樂譜。這時,我小孩的保母問我,她家的鋼琴沒處擺,可以放我家嗎?那是一架小小的直立鋼琴。太好了,我正想要一架鋼琴。可是我不會看五線譜,更別說彈琴了,但我仍然決定自學,希望能無師自通。」他上次學琴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往事了,現在手指既僵硬又笨拙。


席可瑞不只是突然狂戀鋼琴,也發現自己腦中開始浮現樂曲。他說:「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是在夢中。我穿著禮服,在舞台上彈奏自己寫的曲子。醒來後,我嚇了一跳,那曲子還在腦子裡。我跳下床,找一張紙,想把還記得的部分寫下來。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在五線譜上寫出來。」這也難怪,他從沒寫過曲子,也沒抄過譜。但每次坐在鋼琴前練習蕭邦的曲子時,樂曲就會跑出來占據他的心神。「那種感覺很強烈,就像被附身一樣。」


我不知道這種音樂究竟是怎麼回事,似乎讓他無可抗拒。這是一種幻覺嗎?


席可瑞說,這不是幻覺,更好的字眼是「靈感」。音樂就在內心深處,他只能讓這音樂自然湧現。「這就像頻率,收音機的頻道。我只要把自己敞開,那音樂就出來了。我真想學莫札特說:『這是來自天上的音樂。』」


他的音樂源源不斷,「連一刻都停不下來,」他說:「我得刻意把它關上,才能停止。」


現在,他不只要學習彈蕭邦的曲子,還要把腦子裡的音樂寫下來。他先在鋼琴上找音,再用五線譜寫下來。他說:「我覺得好累。我常常四點就起床彈琴,一直彈到非去上班不可。回到家,我又是整晚都在彈。老婆看我這樣著魔,不太高興。」


席可瑞本來是個隨和、顧家的男人,但意外發生兩個月後,他變得瘋狂喜歡音樂,幾乎無暇他顧。他突然有所了悟,或許「大難不死」是有原因的。他說:「我想,我能活下來,是為了音樂。」我問,他在意外之前是否有宗教信仰。他說,他是在天主教家庭長大的,但不是很虔誠,他有一些「非正統」的想法,例如相信輪迴。


他在雷擊事件發生過後,宛如新生,就像轉世,從此感受到音樂的召喚,而且具有特別的天賦和任務。正如他說的,那是「來自天上的音樂」。音符像是「一股強大的激流」,不停奔向他,他必須使那些音符成形。(他這番話,讓我想到公元第七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詩人--凱德蒙。據說凱德蒙本來是個沒受過教育的牧羊人,有一晚在夢中學會「歌唱的藝術」,從此創作出無數的讚美詩和詩歌來讚美上帝。)


席可瑞繼續練琴和作曲,並看書學習記譜法。不久,他就覺得不得不拜師了。他會去外地聽自己喜愛的鋼琴家演奏,但是和當地的音樂家沒有交集,也沒參加當地的音樂活動。他獨自一人走在追尋音樂的路上,所有的甘苦只有他自己和他的繆思知道。


我問他,雷擊事件發生後,除了愛上音樂,他是否還有其他改變,像是對藝術有新的鑑賞力、閱讀口味的轉變,或是有新的信仰?席可瑞說,在瀕死經驗之後,他變得非常注重性靈。因為那次意外,所有關於瀕死經驗和雷擊的書,他都找來看。他蒐集了非常多有關交流電動機發明人特士拉和高壓電的藏書,有如坐擁電學圖書館。有時,他也可以看見別人身上的「光環」,或是在人體附近流竄的電流,他以前從來沒看過這些異象。


不知多少個年頭過去了,席可瑞依然在享受新生,靈感也一直源源不絕。他雖一直在醫院擔任專任外科醫師,但他的心早屬於音樂。他在二○○四年離婚,同年出了車禍。他騎哈雷機車,被另一輛車撞了,整個人飛出去,摔落在溝渠裡,失去意識。結果骨折嚴重、脾臟破裂、肺穿孔、心臟挫傷,儘管他有戴安全帽,頭部仍然受傷了。幸好兩個月後就完全康復,但車禍發生的細節都不記得。


離婚和車禍這兩大災難,似乎都無損他對音樂的熱愛,他還是一樣練琴、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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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英文書評:


"Dr. Sacks writes not just as a doctor and a scientist but also as a humanist with a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bent. . . [his] book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lusive magic of music but also illuminates the strange workings, and misfirings, of the human mind."


- Michiko Kakutani, The New York Times



 


"Oliver Sacks turns his formidable attention to music and the brain . . . He doesn't stint on the science . . . but the underlying authority of Musicophilia lies in the warmth and easy command of the author's voice."


- Mark Coleman, Los Angeles Times



 


"His work is luminous, original, and indispensable . . . Musicophilia is a Chopin mazurka recital of a book, fast, inventive and weirdly beautiful . . . Yet what is most awe-inspiring is his observational empathy."


- The American Scholar



 


"[Sacks] weaves neuroscience through a fascinating personal story, allowing us to think about brain functions and music in a bracing new light . . . Human context is what makes good journalism, medical and otherwise. That's the art of Sacks' best essays."


- Kevin Berger, Salon



 


"[Sacks's] lifelong love for music infuses the writing . . . Musicophilia shows music can be more powerful (even dangerous) than most of us realize, and that defining it may be crucial to defining who we are."


- Andrew Druckenbrod, Pittsburgh Post-Gazette



 


"Sacks spins one fascinating tale after another to show what happens when music and the brain mix it up."


- Newsweek



 


"Sacks is adept at turning neurological narratives into humanly affecting stories, by showing how precariously our worlds are poised on a little biochemistry."


- Anthony Gottlieb,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usicophilia, a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has been named one of the Best Books of 2007 by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editors of Amazon.com



 


Music can move us to the heights or depths of emotion. It can persuade us to buy something, or remind us of our first date. It can lift us out of depression when nothing else can. It can get us dancing to its beat. But the power of music goes much, much further. Indeed, music occupies more areas of our brain than language does--humans are a musical species.


Oliver Sacks's compassionate, compelling tales of people struggling to adapt to different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of our own brains, and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In Musicophilia, he examines the powers of music through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patients, musicians, and everyday people--from a man who is struck by lightning and suddenly inspired to become a pianist at the age of forty-two, to an entire group of children with Williams syndrome who are hypermusical from birth; from people with "amusia," to whom a symphony sounds like the clattering of pots and pans, to a man whose memory spans only seven seconds--for everything but music.


Our exquisite sensitivity to music can sometimes go wrong: Sacks explores how catchy tunes can subject us to hours of mental replay, and how a surprising number of people acquire nonstop musical hallucinations that assault them night and day. Yet far more frequently, music goes right: Sacks describes how music can animate people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who cannot otherwise move, give words to stroke patients who cannot otherwise speak, and calm and organize people whose memories are ravaged by Alzheimer's or amnesia.


Music is irresistible, haunting, and unforgettable, and in Musicophilia, Oliver Sacks tells us why.